本报记者 陈子帅 本报驻土耳其特派记者 沈 钧 本报特约记者 张 灏 李 静

编者的话：俄罗斯和乌克兰5月16日在土耳其举行的谈判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虽然谈判现场出现的混乱令人意外，但俄乌时隔3年再次进行直接谈判，而且地点又是土耳其，让外界不禁发问，为什么安卡拉能成为俄乌“都信任的调解人”？除了为俄乌进行斡旋外，土耳其在过去十多年还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地区国家提供调解。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下设的安全研究中心发文称，土耳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将自己定位为“中间人”，虽然这一战略为安卡拉在国际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

5月16日，土耳其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为俄乌主持谈判。

曾促成《黑海谷物倡议》、俄乌换囚

“会谈历时不足两小时即结束。”据《欧洲时报》报道，在5月16日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中，俄罗斯和乌克兰仅取得部分成果，包括双方达成大规模换囚协议并同意各自提交对未来停火安排的书面构想。不过，土耳其分析人士塞泽尔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伊斯坦布尔会谈不是徒劳无功，尽管一些欧洲国家施加了压力，但乌代表团还是坐到了谈判桌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泽连斯基多次感谢土耳其在促成此次谈判和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的作用。土总统埃尔多安5月17日则表示，安卡拉将为俄乌继续谈判以及保持它们之间开放的联系渠道竭尽全力。

此次俄乌谈判让各国再次关注土耳其3年多来为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的外交调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安卡拉呼吁基辅和莫斯科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并表示愿意支持任何旨在为和平铺平道路的倡议，包括调解行动。2022年3月，在土耳其举办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时任乌外长库列巴进行了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间的首次高层接触。安塔利亚会议之后，俄乌官员于2022年3月28日至30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和平协议草案达成一致。然而，乌克兰后来单方面退出了和平进程。尽管这两次谈判未能让俄乌停火，但它们确立了土耳其作为潜在调解人的资格。

2022年7月，土耳其和联合国促成了俄乌之间的《黑海谷物倡议》，解除了乌克兰港口谷物和化肥出口的封锁。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允许在持续的冲突中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安全出口粮食、食品和化肥。根据该协议，超过3300万吨粮食从乌克兰港口运出，防止了全球粮食危机的爆发。然而，在2023年7月，俄罗斯暂停参与该协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这一协议规定在西方制裁运动中解除对俄罗斯食品和化肥出口的封锁。莫斯科方面表示，协议的这一部分没有得到执行。

2022年9月，土耳其和沙特共同调解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一次大规模换囚行动。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证实了215名乌克兰士兵回国，并感谢了土耳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俄罗斯也表示，乌克兰释放了55名俄罗斯军人。

“可靠的调解人”VS“并非完全中立”

“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土耳其都将在外交上获胜。”在5月16日的俄乌谈判开始之前，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学者梅拉尔就称，此次谈判满足了安卡拉成为谈判者和地区发展关键参与者的愿望，土耳其能与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美国等各方进行接触，这确实是外交上的成功。

另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有专家分析称，地缘政治上的邻近，是土耳其能为俄乌进行斡旋的有利条件之一。土耳其地处欧亚交汇之处，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唯一门户。这一地理优势使土耳其成为黑海国家的能源和粮食通道，自然也使其在黑海相关事务中拥有一定话语权。半岛电视台称，土耳其积极为俄乌进行调解，背后有着明显的安全和战略考虑：停火将有助于黑海水域的安全，降低安卡拉重要贸易和能源路线的风险，并限制冲突对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俄乌将土耳其视为可靠的调解人？”阿纳多卢通讯社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提到了安卡拉的“中立外交政策”，而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媒体和学者的认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科什昆在网上发文称，土耳其一直毫不含糊地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此前在欧洲国家对是否向乌克兰出售武器犹豫不决的时候，土耳其一直在为乌克兰防御和进攻行动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土耳其在维持与北约伙伴关系的同时，也与俄罗斯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并避免全面参与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科什昆介绍说，土耳其与俄罗斯保持着牢固的经济联系，使莫斯科能够获得进入全球贸易和市场的关键途径。土耳其《每日晨报》称，土耳其与俄罗斯在能源、核电等领域保持合作。土耳其还保持了对俄罗斯的领空开放。荷兰历史学家兼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米茨称，土耳其可通过向俄罗斯舰队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俄构成实质威慑，“但土政府从未使用过这一筹码”。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志强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俄乌冲突长期化、美欧与俄罗斯深陷对抗、互不信任，需要中间人从中斡旋沟通，而特朗普上台使得俄乌和谈压力增大，各方都能认可的土耳其自然成为理想的谈判场所和中间人。5月11日，俄总统普京主动提出在土耳其举行俄乌直接谈判，这既是安卡拉过去长期进行的斡旋行动有了效果，也是美国压力下俄乌双方的自然选择。

在过去3年，土总统埃尔多安与俄乌领导人始终保持对话，这也被认为是土耳其能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自由游走”的有利因素之一。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2022年8月18日，埃尔多安访问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成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唯一一位访问过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北约国家领导人。2023年9月，埃尔多安前往俄罗斯沿海城市索契，与普京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2024年7月，埃尔多安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再次与普京会晤。

泽连斯基于2024年3月访问土耳其，会见了埃尔多安。2024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两位领导人在纽约再次会面。今年2月，泽连斯基到访土耳其，埃尔多安亲自为这位乌领导人雨中撑伞。有学者认为，这张照片体现了乌克兰对土耳其的信任。

除了上述优势，近年来地区与全球局势的变化，也进一步提升了土耳其的居中调节能力。有分析认为，尽管土耳其曾与西方在库尔德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近期随着叙利亚新政权与阿拉伯国家以及美国关系缓和，再加上库尔德工人党宣布解散，横在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这两大矛盾突然之间得到缓解，无形中又增加了土耳其在各方之间居中斡旋的能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土耳其和“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关系特殊，且在叙利亚有驻军，因此在叙未来局势发展中是关键一方，美欧俄都希望借助土耳其的力量应对叙利亚可能发生的变化。不过，这种优势随着叙利亚过渡政权逐渐开始和欧洲、美国进行直接接触，也在变小。

“土耳其为俄乌进行调解不仅仅是为了遏制地区危机而付出的暂时努力，这本质上代表了安卡拉有意重建其在国际体系中独立、有效的外交力量的努力。”土政治分析人士萨拉科格鲁对半岛电视台这样说。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今年3月撰文分析称，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政策是其权衡各方利弊后的精确计算：一方面，这场冲突为土耳其在与北约和欧盟打交道时提供了额外的筹码，增强了其谈判地位，能迫使西方盟友对土耳其做出更大的外交和经济让步；另一方面，这也是埃尔多安增加土耳其地区影响力、甚至是其更大战略野心的一部分。

萨拉科格鲁认为，安卡拉在外交调解方面的成功或维持其势头，可能会促使西方重新考虑土耳其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不再从其要求立即加入欧盟的角度来看待，而是将之视为未来安全部署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文称，尽管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重要调解作用，但土耳其并非完全中立。考虑到土耳其在更广泛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存在不确定性，西方可能不会百分百支持安卡拉在结束俄乌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学者西迪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中，土耳其已被边缘化。

地理历史特殊VS综合实力有限

除了对俄乌冲突进行斡旋外，土耳其还在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供调解。据英国《阿拉伯周刊》网站报道，土外长费丹今年4月与哈马斯代表团就加沙停火举行会谈。《每日晨报》则称，2024年12月，土耳其帮助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决议，缓和了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持续一年的紧张局势。2023年4月苏丹局势突变后，埃尔多安提出希望苏丹对立双方到安卡拉进行直接会谈，苏丹军方领导人则对土耳其的提议表示欢迎。

《每日晨报》还举例说，2010年，土耳其发起了涉及波黑、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三边合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下，相关方迄今已举行了9次外长级会议，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在克罗地亚举办的。2011年，土耳其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起启动了“亚洲之心”伊斯坦布尔进程，寻求促进地区对阿富汗稳定的自主。土耳其还通过联合经济项目促进了苏丹和南苏丹之间建立信任的行动。

“土耳其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遍及各种冲突地区。”据《每日晨报》报道，俄乌在土耳其的会谈反映了土耳其在实施一项长期战略，增强其在全球调解中的作用。半岛电视台日前称，在过去15 年，土耳其已成为重要的外交参与者，其影响扩展到整个非洲。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其进行外交调解的很多国家都拥有利益，包括在索马里拥有大量军事存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奥兹基齐尔奇克评价说，以前，像瑞士这样与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国家会进行调解，如今，土耳其成功地在与其有外交、经济和地缘政治利害关系的冲突各方中进行了斡旋调解。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发文称，土耳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使其将自己定位为“中间人”。邹志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耳其在多个地区冲突中积极开展斡旋外交，受到其大国追求、战略自主性和国家利益的共同驱动。 李亚男认为，土耳其进行外交调解的突出优势在于其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多元身份。除了是西方的盟友、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成员国之外，土耳其也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与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历史和宗教联系，能够动员的外交资源丰富、能够开展沟通的渠道多样、能够参与的对话平台多元，这为其充当调解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李亚男认为，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但综合实力有限，缺乏强制保障斡旋协议落地实施的能力。此外，土耳其在一些调解活动中被认为立场“不够中立”或借机“谋求私利”，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和芬兰启动加入北约的进程，但安卡拉以自己手中的“否决票”为筹码，要求两国在库尔德武装等问题上做出让步，这让欧洲各国对土耳其能否在涉及欧洲安全的地缘冲突中扮演一个可信的“调解者”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