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决战之后》中，功德林战犯管理中心的“三大战役”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亮点。这三场战斗分别是：土木系的黄维与邱行湘与军统特务徐远举在食堂里展开的“食堂大战”；王耀武与杜聿明指挥覃道善和邱行湘合力围堵、沈醉最后完成致命一击的“围剿刘峙”；以及黄埔六位将军联合打击三名日本军官并成功获胜的“小煤山大捷”。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小煤山之战”。黄埔的将军们终于点燃了复仇的火焰，带着不屈的决心在战场上展开了殊死搏斗。这场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四大高手”无疑是抗战时期的知名将领，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位将军在1959年得到了特赦。而阻止“友军增援”的那位中将参谋长，则在1975年获得了最后一批特赦。

虽然战犯特赦的时机和“小煤山之战”没有直接关联，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们无疑都是表现积极且完成了十年以上改造的战犯，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赫赫战功。比如，王耀武、杜聿明和宋希濂等将领，都在抗日战场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至于“围剿刘峙”这一战，它更像是为了改善伙食而进行的“杀猪行动”。将这一战斗与刘峙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在蒋中正的军队中有一个外号叫“猪将”，而“峙”和“彘”同音，“彘”正是猪的意思。刘峙本名刘彘，乃孝武皇帝刘彻所赐，后来为了表示“立太子之意”而更名。刘峙在抗战期间表现平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反而显得优柔寡断，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屡次争功诿过，甚至虚报战绩。这让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杜聿明、文强、黄维、覃道善等人对他心生不满，索性称其为“猪”，于是“围剿”刘峙的行动也便顺理成章地展开。

杨伯涛在功德林学习小组时愤愤不平地表示：“刘峙这只大胖猪就是个典型的‘长腿将军’，他总是未战先逃，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在这种关键时刻，竟然让他来指挥决战，简直是自取灭亡！”（这段文字摘自沈醉回忆录）

在“围剿刘峙”胜利之后，战犯们分为两派，围绕“如何处理刘峙”的问题展开了争论，甚至将争论发展为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战犯们主张，将春节期间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和红烧肉，这是南方人过年时的传统美食。北方战犯们则坚持要像往年一样，吃饺子和包子，这是北方的传统。最终，吃饺子的一方获胜，因为当时春节是北京过的，显然要遵循北京的习惯。

尽管“食堂大战”和“围剿刘峙”之间并没有爆发真正的暴力冲突，但它们依然是内部的争斗。而相比之下，真正的激烈战斗则发生在“小煤山之战”中，双方拼尽全力，最终杜聿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国功夫打赢了武士道。”

杜聿明曾担任远征军第五军的军长，指挥郑洞国、戴安澜和邱清泉等三位师长与日军激烈作战，积累了深厚的仇恨。每当面对敌人，他总会以仇恨为动力奋战。在他看来，小煤山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报仇，更是抗战精神的象征。他用一个字形容这场胜利：“好。”而对于“食堂大战”，他则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用“现丑”两个字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杜聿明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在土木系与军统特务即将爆发冲突时，土木系的覃道善和桂系的张淦（在《决战之后》里使用本名，在《特赦1959》里改名为蔡守元）还在争抢饭菜，王耀武甚至未能及时制止。黄埔系与军统系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互不相容，口角不断，甚至动手争斗。曾任军统电讯处少将处长的董益三与原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的冲突尤为激烈：“董益三先动手打人，黄维才决定还击。他怒目圆睁，紧握拳头，猛地一拳朝董益三的脑门打去，差点把人打伤。幸亏梁司令官眼疾手快，及时将董益三推开，才免于重伤。”

在《特赦1959》电视剧中，许多将军级战犯的打斗场景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对于这些曾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战犯们来说，打架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他们真正值得骄傲的，还是“小煤山之战”的胜利。

在这场战斗中，参战的黄埔将军包括宋希濂、覃道善、刘镇湘、郑庭笈、邱行湘和杨伯涛。宋希濂虽然年纪较轻，但他的资历最深、军职最高，战斗力也最强。无论是周养浩、徐远举，还是沈醉和文强等军统特务，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在小煤山之战中，宋希濂亲自痛击了日本陆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而邱行湘、杨伯涛和郑庭笈则分别打击了日本的经济特务和宪兵司令上村。

四大高手中的宋希濂、郑庭笈、邱行湘和杨伯涛无疑是最具战斗力的。他们不仅敢于亲自上阵，还在与敌人交战时表现出色，毫不留情地将敌人击败。值得一提的是，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提到，邱行湘在战斗中的表现堪称英勇，“他如果坚持抗战，不管在哪里，他都会参与‘分进合击’。”

这些黄埔将军们在抗战期间的军事才能非凡，尤其是宋希濂的身手，无人能及。在一次战斗中，宋希濂就阻止了周养浩偷袭沈醉的企图，并凭借自己过人的武艺将周养浩和徐远举制服。

虽然许多黄埔将军都渴望在“小煤山之战”中大显身手，但最后却被军统的文强阻止了增援。文强阻止他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他认为过多的人员参与可能会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导致不必要的“写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