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元璋对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人没有诛杀，朱允炆顺利继位的话，大明江山改姓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为朱元璋在位期间设置的制度已经把这些可能性给降低到最低。

另外，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的制度，也决定了臣子谋反的成功性很低，比如后期的万历一朝，万历数十年不上朝，朝纲依然在正常运转，就深刻说明了臣子想颠覆皇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是废除宰相制度

明初，朱元璋经过酝酿，将传承千年的宰相制度予以废除。胡惟庸很不幸地成为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在朱元璋看来，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天下，怎么可能让另一个人平分这种权力，权力要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才行。

胡惟庸只是朱元璋废除宰相路上的最后一个绊脚石，其跋扈也好，专权也罢，最终是被朱元璋利用其罪行，顺势将宰相制度给废除，即便不是胡惟庸，也会是李惟庸、张惟庸等。

在废除宰相之后，朱元璋将六部的权力给扩大，同时又设置六部对应的检察官，也就是辅官，来监控六部的工作。最红大权还是在朱元璋的手中。同时，将原本负责礼仪的拱卫司改为锦衣卫，负责监察各部官员，直接受朱元璋管理。总而言之，大权在朱元璋手中牢牢掌握。

同时，辅官的出现，就是后期内阁的雏形，辅官最初为四名，之后的内阁成员则是首辅一名，次辅一名，大学士一到二名，这就防止了权力在一个人的手中这种专权现象的发生。辅官对六部由直接的监控权力，发现某个官员不法，直接报告给皇帝本人。这就是对于文官集团不出现相权超越皇权这种情况的提前预防。

其次就是藩王镇边

蓝玉是这几个人中唯一的武将，明初武将受封较多，毕竟天下事这群武将真刀实枪的打出来的，功成名就之后，得高官厚禄也实属正常。但为了防止武将起谋逆之心，朱元璋早早的就对这种潜在的危险进行处理。

朱元璋的处理方法就是让自己众多的额儿子受封为藩王，并派驻全国各地，其中重点是边防要塞和名城大镇。其目的就是牵制武将和封疆大吏。同时赋予这些藩王相当大的军事权力，比如明初时期的宁王朱权、燕王朱棣等，都是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

这些藩王，明为受封就藩，实则为控制各自区域的军事力量，毕竟在封建社会中，兵权掌握在谁手中，谁就能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朱元璋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早早地就将藩王派往各地，用以监控全国。因此，若是武将造反，在各地藩王的镇压下，兵权严重缩水的武将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有明一朝，武将造反，数量为零。

最后就是朱允炆本身

朱允炆是朱元璋的长孙，在其父亲朱标死后，被指定为继承人。其即位后，对其意见最大不是这些文臣武将，而是众多藩王。加之急于削藩，昏招频出，致使人心尽失。最终导致被逼下皇位。

如果李善长等人不死，首先对于大明的忠心不容置疑。即便是朱元璋驾崩，这些人明白他们的荣华富贵是依托于皇权的稳固和皇帝的宠信，因此，对于朱允炆会大力的维护，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开国元勋也好，世袭勋爵也罢，只有得到皇帝的宠信，才能存在下去。

朱允炆登基后，如果这三人还健在，首先李善长已经是垂垂老矣，造反不具备实力，胡惟庸在被免去宰相之位后，必定也是没有权利，而最具被造反势力的蓝玉，则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忠实拥趸，即便是朱标死了，但蓝玉不会造朱允炆的反。只要朱允炆不逼迫蓝玉太过。

但历史不容假设，发生的额已经发生了。李善长三人被朱元璋注意诛杀，其目的就是为了朱家江山的长治久安，对于明初的开国元勋，朱元璋生怕朱允炆驾驭不住，因此痛下杀手，清除了几乎所有的功勋世家，为朱允炆未来的统治铺平垫稳，本想一劳永逸，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造自己孙子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