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一个老话题，说了很多年，政策性文件出了不少，但实际效果不及预期。为何劳动报酬占比难以提高？这与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从经济循环角度来观察，分配循环深度嵌入内外经济循环之中。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缺陷，尤其是经济内外循环脱节导致的分配失衡。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绝非简单的利益再分配，而是需要置于经济全球化重构背景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这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全社会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

从国际比较来看，经济内循环必须与价值链升级关联在一起，并与劳动议价权绑定，这样才能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比如制造业十分发达的德国通过“隐形冠军”战略，将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稳定在58%—62%。其核心在于：一是产业政策与分配政策联动，确保薪资增速与生产率增长同步(2023年制造业时薪达35欧元)。二是技能认证体系。双元制职业教育覆盖80%的青年人，高级技工薪资可达工程师水平的90%。而从美国的分配循环来观察，要防止金融在扩大贫富差距中起加速器作用。金融的加速器作用主要通过“资本—收入”的正向循环来挤压“劳动—收入”的正向循环，导致劳动报酬的占比下降。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从1947年的65.4%降至2023年的56.1%，根源在于过度金融化，使人力资本的积累赶不上物质资本的积累。加上资本所得税轻，而人力所得税重，导致企业日渐金融化。2023年标普500企业回购股票金额达1.2万亿美元，“资本—收入”的正向循环得以进一步强化。

对中国来说，基本的路径选择是从“价值链攀升”到“分配链重构”。一是从产业链维度来实施“AI+”战略，将5G、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与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关联起来，通过开源方式降低进入门槛，使中小企业能分享数字技术升级的红利。深度求索(DeepSeek)带来的技术平权，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二是从要素市场维度，探索建立“技能积分制”，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将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培训时长、技能等级认证等量化为薪酬激励或股权激励，激发劳动者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的内在动力，为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夯实基础。三是从国际规则维度推动RCEP框架下的“公平贸易条款”落实，要求跨国企业将一定比例的本地利润用于员工技能培训，并对转移定价行为实行高额的惩罚性征税。

另外，还要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个新机遇，在新的经济循环中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一是释放制造业升级红利。预计2030年中国智能制造将创造4500万个高技能岗位，提高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二是在城乡融合发展上有所突破，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宅基地入市改革试点已使浙江德清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从1.2%提升至8.7%，若全国推广可使农民年大幅增收。三是重塑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劳动报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超60%，有望通过技术标准输出将产业链附加值率提升至35%以上，为劳动报酬增长打开空间。

总之，要通过内循环来改善分配，同时也离不开外循环的助力。当工人能凭借“技能积分”成为生产线合伙人、当外卖骑手的贡献可兑换平台股权、当农民劳动积累的财富能带来收入流量时，初次分配的循环逻辑才能真正从“资本主导型”转向“劳动赋能型”。这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全社会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让劳动者成为增长成果的首要分享者，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