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三年 ( 前 154 年) 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东方吴、楚、齐等地七个诸侯王叛乱事件,史称 “七国之乱”。时胶西等齐地叛乱四国并未如约进军长安,而是一转攻势,围攻曾经结盟为 “兄弟之国”的齐国。最终以西汉中央军队在梁国等王国的协助下平叛而告终。那么作为吴楚重要拉拢的盟友齐地诸侯国为什么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呢?
一、兵锋转向的齐地叛乱四国
“齐地” 指刘肥初受封齐国之封域,包含齐、济北、济南、城阳、琅琊、胶西、胶东、淄川等诸郡。文帝十四年 ( 前 166 年) ,齐文王刘则卒,无子。汉文帝将齐地各郡分封给齐悼惠王诸子建国,琅琊郡由西汉直接管辖。此番分封使齐地形成齐国、城阳国、济北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琅琊郡共计 7 国 1 郡并存的局面。其中,胶西、淄川、济南、胶东四国参与了吴王刘濞发动的反汉叛乱,是为 “齐地叛乱诸国”。齐地尚有齐、济北、城阳、琅琊 3 国 1 郡未参与此次叛乱。
汉景帝执政之初,对东方诸王国进行削夺部分封地的行动。 “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此举直接引发与景帝刘启有 “杀子之仇”的吴王刘濞 ( 后简称 “吴王濞”,其他各同姓王亦省其 “刘” 姓) 发动反汉的叛乱。
吴王濞在正式起兵前先尝试拉拢其他王国共同反汉,景帝初年被削六县的胶西王卬成为吴王濞首先拉拢的盟友。胶西国仅有胶西一郡之地,可考13 县。此番被削 6 县,是受打击程度最严重的诸侯王之一。吴王濞对拉拢胶西王卬 “入伙” 一事甚是重视, 甚至 “身自为 使, 使于胶西, 面结之” 。其之关键,除了胶西王在景帝初削藩中 “损失惨重” 外,亦因胶西王卬 “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 先拉拢胶西王,有利于拉拢、挟制其他齐地诸王。
实际上,在与吴王濞结盟后,胶西王卬很快遣使约齐孝王将闾、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济北王志、济南王辟光等齐地五王一同起兵反汉,五王皆允诺。胶西王卬未遣使联系城阳共王刘喜 ( 城阳景王刘章之子,齐孝王刘将闾、胶西王刘卬等齐地六王之侄) 一同起兵反汉,其声称之理由为 “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齐地诸王之外,楚王戊、赵王遂、淮南三王等诸侯王亦受吴王濞遣使拉拢。
对于叛乱各国具体的行军方向,吴王濞在战前是有过战略规划的,大致为: 长沙王子进军蜀、汉中之地,侵入汉政权南部腹地,此为吴王濞规划之南路叛军; 吴、越、楚、淮南联军经棘壁 - 荥阳 -洛阳一线,直指长安; 诸齐王、赵王联军进军河间、河内,与吴楚联军会师洛阳,以上两路叛军为东路叛军,总的方向是由洛阳西进以进攻长安; 赵王、燕王联军联结匈奴之兵侵略云中郡、代郡,由萧关 ( 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附近) 向长安进攻,为叛军北路。此实为一意图使各路叛军同时联动,从北、东、南三方向、多战线对汉中央政权实施军事压迫的战略规划。然而,这一规划并未在战斗中完全落实。
齐王将闾、济北王志、淮南王安、衡山王勃、庐江王赐等并未按约发兵,匈奴军亦因赵国战事不利而未从云中郡、代郡向南进攻。最终,形成吴、楚、赵、胶西、胶东、济南、淄川七个叛乱诸侯国举兵反汉的局面。
传统观点往往多将叛乱七国视为 一 反汉整体,而忽视齐地叛乱四国的 “特殊动向”。原本应 “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 的齐地四国实际并未依计划向西进军。
对于 《史记·吴王濞列传》 中的 “遂发兵西”一句,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按 《史记 · 吴王濞列传》,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后悔,饮药自杀,畔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唐赞功认为,此处“遂发兵西” 者,应指胶西王卬 ; 西嶋定生则认为, “遂发兵西” 者,应为吴王濞。
《史记》 所载此段材料后半部分提及齐王、济北王、齐地叛乱四王、赵王的动向。如 “遂发兵西” 是指胶西王卬,岂不与下文 “胶西为渠率,胶东、淄川、济南共攻围临淄” 自相矛盾。故此材料中 “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 应为表明此六国的叛乱立场,而非体现其行军方向。“遂发兵西” 当为描述吴王行军动向,而非胶西。西嶋定生之判断更有说服力。
此时吴、楚、赵的叛军按最初计划向汉中央政权进军。齐地叛乱四国却并未按原定计划向西进军,而是围攻居于齐地核心的 “兄弟之国”齐国。齐孝王将闾为齐悼惠王刘肥之子,于文帝十五年 ( 前 165 年) 受封为齐王,其封域为齐郡,统治核心区域为临淄。其与齐地叛乱四王皆为同父兄弟。齐地叛乱四国之军未按原本计划向西进攻,而是向 “兄弟之国” 齐国进攻。其中原因,显然不仅齐孝王临阵退出叛乱集团这般简单。
二、叛乱七国对待汉政权之态度差异
叛乱七国虽遣使相约叛乱,但其各自对汉中央政权之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异。
导致 “首恶” 吴王濞发动叛乱的最直接因素,即为景帝初年对诸侯王封地的大幅削夺。“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的封域都被大幅削夺。吴王濞共领三郡,此次被削的封地为鄣、会稽二郡。二郡均为吴国经济较核心之地区。鄣郡铜山为 “即山铸钱” 之山,会稽郡包含了 “煮海水为盐” 之海岸线大半。楚王据彭城、薛、东海三郡,被削夺东海一郡。赵王据常山、邯郸、清河三郡,被削夺常山一郡。此次削藩中,吴三郡削其二, 楚三郡削其 一, 赵三郡削其 一, 皆是“伤筋动骨”。
与吴、楚、赵三国境遇不同的是,齐地叛乱诸国中,淄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并未在景帝初年削藩中受到损失。他们实际上对汉王朝中央没有直接的 “割肉之痛”。而且由于特殊的建国情况,齐地诸王是很可能对汉王朝中央是有着特殊的 “感激” 之情的。
“七国之乱” 前的齐地七王中,除去城阳共王喜为城阳王章之嫡长子,其他六王均非齐悼惠王肥之嫡长子。按西汉诸侯王继承法,当均仅受封为列侯,而无机会受封为诸侯王。由于文帝十五年对齐地的再封建,使得他们获得受封诸侯王的机会。这或许也是齐王将闾临阵退出叛乱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
胶西王卬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作为齐地诸王,亦是文帝十五年齐地再分封的受益者。但另一方面,景帝初年削藩,他的封域亦被大幅削夺。且被削夺之六县,亦为胶西国经济上较为重要之区域。“七国之乱” 前胶西国封域当为 “营陵、平寿、斟、淳于、都昌、桑犊、成乡、胶阳、安丘、高密、昌安、石泉、夷安” 共计十三县。此次被削夺之六县位于胶西国北部,为胶西国经济较为重要之区域。六县削后,胶西国北部沿海海岸线几乎全部丧失,几乎尽失渔盐之利。同时,桑犊以北的灌溉区也全部丧失 。
综上,吴、楚、赵、胶西四国,均为在景帝初年削藩事件中受到沉重打击者。他们受到了以汉景帝为首的汉政权中央最直接的打击,发动武装叛乱,以维护自身封域的意识较为强烈。而这其中,又尤以吴王濞最为强烈。如上文所揭,吴王濞与汉景帝之间存在 “杀子之仇”。其又在此次削藩中受到“三郡去其二” 的打击,为被打击最沉重的诸侯王。胶西王卬虽然是汉文帝再分封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但其亦为此次削藩事件中受严重打击者。故其对待汉政权的态度是与吴、楚、赵等国更为接近的。淄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则不同于吴、楚、赵、胶西四王。他们既是再分封的直接受益者,亦未在景帝初年 “削藩” 中受到损失。但他们亦参与了吴王濞发起的叛乱活动。其原因,或许可以从齐地过往的政治变迁中窥见。
三、齐地之特殊性与齐地的政治变迁
《史记·货殖列传》 有云,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齐地位于中原地区以东,有高山,临大海,有鱼盐之利。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造就了齐地独特的生产方式和基层管理模式。
不同于六国之地,农业种植在齐地始终并未形成压倒性优势。自管仲设工商乡,并将士、农、工、商四民并列分工、 地位平等以来, 类秦地“重农抑商” 的风气便从未出现。齐地经济上的发展,是建立在四民共同生产,农工商同时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与以秦地为代表 的 “重农抑商”路线完全不同。
基层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会受生产方式的影响。作为战国时期唯一高度重视工、商业的大国区域,齐地同时也是战国时期唯独一片几乎完全没有推行郡县制的大国区域。按周振鹤的研究,齐地在战国时期长期无郡,形成过县。但齐县远不似秦县一般,由数乡构成的田地宽阔、人口众多的基层的管理单位。齐县往往只是 “十室之邑” 的基层单位,规模尚远不及秦地之乡。三晋等国的情况,则都是与秦地更为接近。且伴随着秦国的日渐强大,而受秦地郡县制之影响愈深。以秦地为代表的重农耕区域,逐渐形成了乡里 - 县 - 郡 - 咸阳的多层次管理模式。这种层级分明的模式,权力、意识、相关资源均更容易集中。齐地的四民并列模式,则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基层 - 高层间较为简单、松散的基层管理模式。
在此模式下,齐地的集权意识较秦、三晋等地就更为薄弱。甚至齐地的高层权力都并未只集中于临淄,而是五都而分之。如若说 “郡县化”是战国至汉武帝时期长期进行的大趋势,那么齐地无疑是受这一趋势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亦是最为排斥这一趋势的的地区之一。战国末年,秦国之优势已极为显性。三晋、楚、燕数次合纵抗秦,齐人却数次 “隔岸观火”。或许在齐人的视角里,强秦依然只是蚕食土地; 强秦以一国之力统一天下之事,难以实现。亦或者说在齐人的视角里,天下本就该是诸国分立的。由战国到文景间的齐地历次政治变迁,几乎都与其特殊性密切相关。
齐王建四十四年 ( 前 221 年),秦军灭齐。在齐地设置临淄、济北、胶东、琅琊四郡。这是在齐地尝试推行郡县制的开始,亦是尝试将齐地纳入中央管辖的开始。
但这次尝试没能持续很久。秦二世元年 ( 前209 年),陈涉部将周市率军略定魏地后进攻狄县。齐人豪强、齐王田氏家族成员田儋趁乱杀县令,连结本地豪吏子弟,自立为齐王。击退周市军后,田儋率军略定齐地。次年,田儋率军救援被围困的魏王魏咎,被秦将章邯夜袭,战死于临济城。齐地众人闻得田儋死,立齐王建之弟田假为王。田儋从弟田荣、弟田横在项梁掩护下摆脱章邯追兵,率军回齐地追击齐王假。齐王假逃亡楚。田荣复平齐地,立田儋之子田市为齐王。此时,章邯兵锋尚盛。项梁遂组织楚、齐、赵合兵以抗秦军。田荣因楚、赵收留田假、田角、田间且不肯杀之,拒绝参与合纵。秦军大败楚军于定陶,击杀楚军统帅项梁。章邯随即率军围赵于钜鹿。项羽率楚军在钜鹿城下一战成名,奠定了自身的霸主地位。
项羽焚咸阳后东归,自立为西楚霸王,另分封了 18 个诸侯王。齐地被一分为三。改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 立齐将田都为齐王; 立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齐地实力最强的田荣因曾拒绝合纵攻秦,导致了项梁战死定陶,而未被封王。此番项羽焚咸阳城而东归,自立西楚霸王而分封 18 路诸侯王,是全天下范围内分封制传统的回归,郡县制的暂时沉寂。亦说明此时郡县制在天下铺开的时机尚未成熟,分封制在齐、楚等东部地区尚有成熟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由陈涉至项羽两三年间,两支田氏子弟竞相自立为齐王。皆为田氏,汝可王之,吾亦可王之。
项羽未封手握雄兵的田荣为王,给齐地埋了巨大隐患。不久,田荣击溃齐王都,又击杀胶东王市、济北王安。田荣自立为齐王,并占三齐之地。项羽率楚军攻杀田荣,并焚烧攻下的齐人城郭。齐人纷纷反楚。田横收拾残军,趁项羽回防彭城击刘邦军之际,复收所丢诸地。田横又尽得三齐之地。其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为齐相。“政无巨细皆断于相。”后韩信平齐地,立为齐假王。田横携门客 500 余人渡海上岛。垓下决战后,刘邦封韩信为楚王。
击败项羽势力后,摆在刘邦集团面前的最核心问题,便是新生的汉王朝选择什么道路。是走秦地的郡县制道路,还是走东方的分封制道路。汉初的长安、洛阳两京之争本质也是如此。汉高祖最终选择了秦地之路,定都长安。
但东方齐、楚等地,却不能像秦王朝一般直接推行郡县制度。高祖五年 ( 前 200 年),汉高祖邀田横返洛阳,足见田横在齐地之影响力。而田横自刎后,其门客 500 余人皆自刎,亦体现出齐地等东方地区当前尚有其风俗之特殊性。推行郡县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
高祖六年 ( 前 201 年),汉高祖始封庶长子刘肥于齐地七郡七十城,为汉初封国面积最大之诸侯国, “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亦为实力最强之王国。“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目的是镇抚齐地,进而拱卫刘氏皇权。
高后统治期间,齐国虽先后三次被削夺部分封域。但齐国凭借着齐哀王刘襄与朱虚侯刘章 ( 刘肥次子) 在 “诛吕” 政变中的功绩,在文帝执政之初恢复了高帝时分封齐悼惠王的全部封域。真正使齐地由一个强大的齐国转变为诸多较小王国的操作,来自文帝执政时期对齐地的再封建。文帝执政时期对齐国进行了两次再封建。第一次是在执政之初,将 “诛吕” 政变中有大功的齐悼惠王二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分封于齐地城阳、济北二郡为王,齐国由此分出二郡。文帝四年 ( 前 177 年),济北王兴居叛汉伏诛,济北郡“地入于汉” 。齐哀王襄、城阳王章亦均于文帝初年离世,二王的嫡子刘则、刘喜继立。
第二次是在文帝十六年 ( 前 164 年) 。文帝十五年 ( 前 165 年) 时,齐文王则离世。齐文王年少无子,汉文帝遂采用贾谊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在封齐悼惠王庶子杨虚侯刘将闾继嗣齐王的同时,将齐悼惠王的另外五名庶子亦皆封建为王。除去济北王之封域来自西汉由控制的济北郡,其余四国封域皆由齐地分得。与此同时,汉文帝又将齐地琅邪郡置为汉属。由此,齐地由齐悼惠王时占据八郡地之一大国,演变为汉属琅邪郡、齐国、城阳国、济北国、淄川国、胶东国、胶西国、济南国之一郡七国。这一状况一直维持至景帝削地之前。
四、“七国之乱” 中的齐地诸国与汉王朝对齐地的控制加强
当吴王濞的使者来到胶西国时,胶西王卬是立刻答允了吴王濞 “联手反汉” 的提议。而后胶西群臣劝阻胶西王不要出兵反汉时,“王弗听”,显示出了其坚决反汉的态度。在景帝初年削藩中受到沉重打击的胶西王此时做出选择是不难理解的。同时,胶西王爽快答应吴王濞反汉提议亦体现了胶西王卬对于与吴王濞联手反汉的信心。如前文所述,胶西王封域仅一郡之地,不具备单独叛汉的能力。其对吴王濞的信任亦从侧面体现当时吴国国力之强盛。
胶西王卬又遣使联系齐、济北、济南、淄川、胶东五王 一 起出兵反汉。 此时, 五国的态度 为“皆许诺”。此时胶西王卬联系 “诸齐” 一起出兵的原因,无疑是要增强自身的作战实力。事实上,当叛乱开始后,叛乱诸齐确实以胶西王卬为 “渠帅”,进行统一的军事行动。
五王皆同意出兵的第一层原因,即上文所揭齐地之特殊性。田儋、田荣、田横、刘襄之事在前。五王皆想在此次叛乱中分一杯羹,行田横、刘襄之故事。第二层原因, 即因 “胶西王 勇, 好气喜兵”,令 “诸齐皆惮畏” 。此时,遭遇削地的胶西王卬已有叛汉之意。若直接拒绝其一同出兵的邀约,可能会立刻遭到胶西王卬的进攻。此五国中,可能存在不愿出兵但被迫行 “缓兵之计” 者。后来的事实证明,齐王将闾就有可能存在这种意图。第三层原因,齐地诸国显然也对吴王濞发动的这场叛乱很有信心。他们在大多与汉政权无隙的情况下发兵反汉,绝不仅因为对胶西王卬的惮畏; 更多的,而是渴望在这场叛乱中尽可能的获取更多利益。最直观的,便是趁战乱扩张势力范围。
最终参战的淄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都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按汉初以来的经验,只要在军事行动中获胜,这种趁乱扩张而得的势力范围是很可能被承认的。以刘襄兼并琅邪国为例。因刘襄、刘章皆为平定 “诸吕之乱”的功臣,刘襄兼并的琅邪国的部分也被予以承认。胶西王卬、淄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等四王参与叛乱之根本动机,就在于他们相信吴王濞一方很可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意欲趁战乱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反汉叛乱发动在即,齐王将闾背约拒绝出兵反汉。齐王将闾拒绝出兵之关键,或在于其已居于关东地区最核心之地区临淄,向外扩张的需求性较弱。其初始或许便不愿参与此次反汉叛乱,第一次答应胶西王卬的邀约为 “缓兵之计”,为目的是为自己组织城防争取时间。齐地叛乱四王兴四国之兵,围攻临淄三月而不下,或体现出了齐王将闾提前对临淄城防做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胶西王卬最初的行军部署,当为率齐地六国之军西进,陷东郡、河内郡,与吴王濞会师洛阳。即与吴王濞的战略部署相似。借着吴王濞反汉之名号,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西扩。淄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三王则意图跟在胶西王卬的身后,在西扩过程中分一杯羹。事实上,吴王濞的使者应高在劝说胶西王卬出兵反汉时的 “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之语,便体现出了吴王濞在叛乱前便以 “事成后” 承认所扩张之势力范围来引诱胶西王卬参与反汉叛乱。而胶西王卬在联络齐地诸王之时,也必以此为诱饵争取齐地诸王参战。
而当得知齐王将闾拒绝出兵后,胶西王卬原本的行军部署随即发生了变化。临淄为齐地核心区域。自战国至汉初,描述齐地之繁盛,往往伴随着提及临淄之富庶。如战国中期苏秦说齐宣王合纵抗秦时之语,亦如西汉武帝时主父偃之语。故此时对于渴望扩张势力范围的叛乱四王而言,尝试兼并居于齐地核心、距离自己势力范围较近,且经济富庶的齐国无疑为当下较好之选择。而令叛乱四国始料未及的是,仅三个月,吴楚军便在前线败下阵来。齐地叛乱四国向外扩张的尝试,也随汉军入齐而失败。
平定叛乱后,齐王将闾因曾参与叛乱,惊惧而自尽。汉景帝以刘将闾之子刘寿为齐王。封皇子刘端为胶西王,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徙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徙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刘彻立为太子后,又以皇子刘寄为胶东王,济南国除国为郡。此番对齐地的调整后,汉王朝中央大幅加强了对齐地的控制。济南国除国为郡,由汉王朝中央派遣官员管辖。胶东国、胶西国则均以皇子为王。汉武帝执政时期,通过颁行推恩令、左官律、阿党法、附益法、酎金律等一系列限制诸侯王和地方豪强的法令,使诸侯王 “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进一步加强汉王朝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
汉武帝元朔二年 ( 前 127 年),齐王刘次昌畏罪自杀,齐国国除。后于元狩六年 ( 前 117 年)复置,汉武帝封皇子刘闳为齐王。元封元年 ( 前110 年) 齐王闳卒,国除。元封三年 ( 前 108 年),胶西王刘端卒。胶西国除,改设胶西郡。淄川王、胶东王分别由刘志、刘寄两系子孙相袭,至新莽时国除。
“七国之乱” 中,齐地叛乱诸国有着不同于吴、楚等国的参战动机。此四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并非颠覆以景帝刘启为核心的汉政权,而是趁战乱尽可能扩大本国的势力范围。该动机促使齐地叛乱四国并未按约西进,而是进攻居于齐地核心区域、经济富庶的 “兄弟之国” 齐国。最终无法与吴楚联军形成有效配合而被西汉中央政府迅速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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