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暂时摧毁了很多人引以为豪的安全感,但宵夜生意满足了消费需求,也为经济、就业、城市活力做出了贡献,甚至见证了无数普通人的人生故事。
文| 《财经》 记者辛晓彤李莹陈敏叶徐彤王雨娟
编辑|余乐
几天后& quot唐山打人事件& quot济南蒙特梭利龙虾海鲜店老板刘召集员工开会。
"如果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要尽量先冲到发生冲突的两个人中间,& quot刘告诉大家。"如果有人这么做,就让开。"几天后,他也被派出所叫去开会。会议的内容也是让经营者注意公共安全问题。
在广州著名的宝业路美食街,这几天也有很多警察在巡逻。"现在我到处都很紧张。本来没什么,现在我紧张了。"普天光餐厅的老板泰格说。
在长沙四方坪,大庆& quot老板不在& quot,收到一个女生的消息,说她在网上看了一会唐山的视频被吓到了,发消息感谢老板。这个女孩曾经在店里被两个喝醉的男客人骚扰过,但幸运的是,大庆聪明地保护了她。
唐山事件后,很多网友质疑:& quot半夜两三点吃烧烤的女生能算是认真的女生吗?"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宵夜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半夜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可以填饱忙碌一天的肚子;几瓶啤酒配羊肉串,能带来一天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双重世界里,白天仿佛披上了一层伪装。"辽宁锦州夜市的常客阿唐说,只有在深夜,在烟雾缭绕的小脏摊子里,他才能坦诚地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
中国烹饪协会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消费者每周至少吃一到两次夜宵,只有20%的人从无吃夜宵的习惯。这样庞大的市场,除了满足“夜猫子”们的需求,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乃至成为城市活力与烟火气的象征。
从北京的簋街到深圳的盐田,全国各城市的宵夜店、路边摊,食客依然络绎不绝,但会比以前更加小心。商店和执法部门也更加注重维护这种无数人引以为豪的安全感。
酒过三巡,还是会有人说起唐山事件。"七男打一女在东北很少见,这在‘道’里是很尴尬的事情。"一位东北当地人说。"这不是社会人,社会人做不到这一点。"
唐山事件前,& quot安全& quot是很多人对宵夜场的印象。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
宝业路是广州著名的宵夜一条街,白天平淡无奇,到了晚上就成了五彩缤纷的宵夜圣地。即使是夜里两三点钟,也能看到穿着短裤、背心、人字拖的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手里端着酒杯,嘴里聊着天,脸上挂着笑容,场面嘈杂,却也透露着这座城市的平静。
泰哥说他一晚上要招待差不多两波客人。第一波是晚上10点到凌晨1点,基本上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凌晨2点到6点,还有另一批客人。这些人基本都是上夜班或者上夜班的员工。
泰哥在广州宝业路开了普天光餐厅。即使是冬天的午夜,这里依然人气爆棚。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 quot社会& quot和& quot不道德& quot对于半夜两三点还在外面吃喝的人来说,不过在刘看来,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360行什么都做。不能因为人家有特殊作息,就觉得自己人品不好。没有必然联系。"
但是,打架是不可避免的。一线城市某派出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警表示,夜宵摊、酒吧夜场等场所都是打架斗殴的高发区域,因此高度重视,警方每天都会巡查。"比如宵夜档厨房的刀具,会用铁链固定。"
即便如此,争斗也不可能被完全遏制。警方处理过无数起夜宵摊打架事件,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冲突原因多种多样。"处理打架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喝过酒的人。"有时冲突发生在监控盲区,或者监控被打破。需要通过讯问了解现场情况。"十几二十个人带回来,我会问大家。二十个人有二十个版本。"
夜宵店的老板也是& quot身经百战& quot,各有各的预防和处理纠纷的方法。
在刘的店里,曾经一周七天都有人在店里打架,没有一天是安静的。当时店里的员工也很无奈,问刘:& quot刘先生,你忘了该用哪种方式向神磕头了吗?"但是,这些小打小闹大多不足以报警。"我玩的次数其实并不严重,只是在虚张声势。"
"没什么大矛盾,无非就是喝酒吃饭的时候一双眼睛,或者谁说话声音大。"刘对说:老板稍微调解一下,双方握手言和,一起喝一杯,基本不会发生什么事。万一真的打起来,他会迅速疏散客人,把刀叉藏好,以免伤到人。
辜。现在,刘栋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要午夜过后看到“刺龙画虎”的人来,他就会把他们安置在角落里。“我就说这边安静,方便喝酒聊天。”
对独身的女孩子们,刘栋林也会格外关照一些。尤其是12点之后,难免会有喝多的男性企图去搭讪。“人家姑娘愿意,那咱管不了。要是不愿意,我就会过去(跟男性顾客)聊两句。”
三年前的某天凌晨两点钟,四个年轻小姑娘在店里吃饭喝酒,旁边桌有小伙子端着酒杯过来搭讪,其中有个姑娘比较反感,就抓紧把老板喊了过来。
“我跟那几个小伙子说,醉酒状态下做一些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第二天醒了之后万一想起来做得不合适,你会后悔的。”刘栋林当时就撂下话:“你们几个要是听哥哥的劝,就回自己桌喝,要是不愿喝了就赶紧回家睡觉。”几个男孩子看起来也不像是“混社会”的,听到老板这么说也觉得不好意思,很快就买单走了。
在青岛经营火锅店的钱钱为了安全问题,专门请了资深同行来分享经验:“打架没有突然爆发的,哪一桌声音大了,就要密切关注,一旦动手马上前去制止。”这位“老师”说。“但是,真要抄起酒瓶子,就别上前了,让店员跟其他顾客都躲远点,立马报警。”
长沙的大晴在店面的里里外外装了16个摄像头,包括室外大排档区域都能覆盖。这些摄像头除了能记录事件始末,还能对企图寻衅滋事者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此外,大晴也会给服务员做培训,让他们注意观察。如果发现一桌客人喝醉了,引新客时就要尽量避免与其邻桌。“闹事的基本都是喝酒上头,打架前一般有个过程。”在大堂干久了,服务员们都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技能,但凡有个苗头便全体戒备,时刻观察。
不过,这几位不同城市的店长纷纷告诉我们,虽然偶有恶性事件发生,但夜宵市场总体的治安状况是越来越好的。
泰哥说,七八年前治安不太好,他有时一天可以报好几次警。为此,派出所还要求店里配置了一名保安。所里派人,店里开工资。现在,闹事人的少了很多。“我感觉人的素质都在提高,文明了很多。”以前广州也有小混混,但随时城市治理的发展,各方面都在完善。
在合肥经营“阿海龙虾烧烤”的陈祥海也表示,刚开业的前几年,经常会出现打架事件,近几年治安管控更严格了,打架闹事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合肥这个城市还是特别安全的。”
陈祥海位于合肥的龙虾烧烤店,夜里11点多仍坐满几十桌食客。受访者供图
一起守护着这份安全感的,甚至还有等在餐馆外面的代驾司机。
吴文勇经常在北京夜宵一条街“簋街”接单,积累了不少熟客。他时常会帮助遭遇骚扰的女孩子,最惊险的一次,有位女熟客当天下午6点多就喊了吴文勇11点去代驾,并叮嘱:“要是11点半没出来就进去看看。”
到了约定的11点半,吴文勇进去时,桌子上飘着浓重的烟味、数不清的签子胡乱放着、红油糊在桌子和人胳膊肘的交接处。几个男人还在劝酒,女熟客脸色已经有些难看。吴文勇上去就摆出副不三不四的样子,把酒挡了回去,并佯称是她老公,才把人接了出来。
那几个男人不依不饶,竟追出店来,骂骂咧咧地跟在后面。直到吴文勇把人带上车,开出几米远,后视镜里仍能看到那几个男人的身影。“就得玩点花的,讲道理在这地儿不大能奏效。”
除了极少数“社会人”,夜宵场上的食客们也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着寻常的喜怒哀乐。
小吉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己吃夜宵摊的经历。她常去的那家夜宵摊有个食客群,“一群”500人已经满了,她的邻居加了“二群”,也有200多人。
小吉观察到,此前来吃的很多都是外卖小哥、倒夜班的出租司机或者一些中年男人。她所在的一群里也有很多链家、麦田等房产公司的中介。最近,来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人牵着狗、拎着啤酒来吃的。”
在凌晨的夜宵场上,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安全感,还有轻松和惬意。
“随意。”当谈及夜晚的客人与白天的有何不同时,泰哥答道。
食客们在吃宵夜时,穿得随意、点菜随意、讲话也随意。他们会有着比白天更丰富的表情。大笑或者大哭,在大排档一点都不突兀。除了这些,泰哥发现晚上的客人在这坐的时间要比吃饭的时间长,“吃饭基本上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他们可能继续坐五六个小时,喝酒、聊天。”
“大家都知道酒喝多了不好,可还是喜欢喝。”泰哥说道。“他们可以借着喝酒,把一天的郁闷心理发泄出来,第二天又可以心情平和地去上班。”
在广州工作的夏露经常去宝业路。她觉得,吃宵夜是一件能跟朋友、同事联络感情的事。几个人喝点酒、聊聊天,白天的烦闷会被一扫而光。宝业路的宵夜氛围也很好,有一次夏露她们吃着吃着,突然停电了,半条宝业路都黑了。但店里的客人也是酒照喝,天照聊,“没有人趁乱走单。”夏露说。
除了喝酒社交,夜宵还是“打工人”一天的慰藉。
五年前在青岛上大学时,胡小蕊曾在一家广告摄影工作室兼职,拍摄任务结束时常常已到深夜。为了犒劳下属,老板总会带着同事去工作室楼下的“野馄饨”吃夜宵。
青岛的“野馄饨”,和南方繁华的夜市毫不搭边,也没有北方烧烤重镇的喧闹。这些无名小摊没有店面和招牌,甚至没有固定摊位,一辆手推车、一顶帐篷、几张折叠桌和小马扎就是全部。夜幕降临,它们就神秘地出没在城市的角落,路灯下、马路边、立交桥底、建筑工地旁,等待那些工作到深夜的打工人。
青岛“野馄饨”,现包现煮的鲜汤馄饨,搭配热辣的烤串受访者供图
胡小蕊记得那些辛苦的拍摄日,有时收工已是凌晨一点,饥肠辘辘,脑袋空空,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子前,不言不语地埋头吃。在寒冷的冬夜里,一碗热乎乎的馄饨下肚,一天的疲惫就消解了大半。
在北京经营夜宵摊的王师傅告诉我们:“之前有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刚参加工作,不顺利,在我这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哭,说什么也听不明白,后来我收摊了把他送回去的。”王师傅说。“再之后这个小伙子也偶尔会来,看着状态好多了,再也没喝醉酒哭过。”
王师傅的小摊每晚10点左右出摊,凌晨2点收摊。天气转暖,王师傅生意不错,“一个月能净赚个万把块的。”他正筹划开店,但疫情拖累了进度,同时他又觉得放不下顾客:“哪天不出摊,一定会有人在群里问:‘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王师傅说道。
但是,夜宵摊往往也是监管的重地。早些年,摊主推着车和城管“赛跑”的场面不时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虽然少了,但不少摊主还是随着做着“打游击”的准备。
青岛的“野馄饨”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胡小蕊说道,工作室楼下的那家“野馄饨摊”出摊时间很随机。有时小伙伴们嘴馋得很,却只能望着空空的摊位苦等。有时天气很坏,大雾霾、甚至妖风阵阵,小摊却突然出现了。
之后,胡小蕊离开了工作室,也离开了青岛。随着青岛争创文明城市,许多“野馄饨”小摊拥有了店面,工作室楼下那家也不见踪影,胡小蕊说,“野馄饨独有的氛围也消失了。”
监管的目的只是让夜宵市场更规范,但这个市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有目共睹的。或许夜宵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刚需,但它也在深夜万籁俱寂之时默默创造着价值,不仅让夜里饥寒、消沉的人有了个暂时的归处,也支撑着厨师、店员们的生活。
南方的夜宵市场明显比北方更红火。阿里巴巴发布的《“夜经济”报告2019》当中,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
七年前,大晴为筹备烧烤店,特意考察了长株潭三座城市,发现长沙的夜宵文化尤其浓厚。在大晴的老家湘潭,12点之后街上基本见不到人,而长沙是一座“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凌晨四五点,解放路、五一广场一带还热热闹闹的。”
相比之下,北方的夜生活不像南方那么丰富。钱钱的火锅店开在青岛一座社区底商的“吃喝一条街”,11点之后基本没有顾客上门了。同街的烤串、川菜和面馆,到了这个点都门可罗雀。“也不光是疫情的原因,疫情前就这样。”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夜间经济发展监测及典型城市案例分析报告》中分析了夜间经济“南强北弱”的原因:一方面是北方冬天寒冷,夜间的线下消费等活动基本停滞;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繁荣为夜间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互联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夜间经济也有优势。
庞大的夜宵市场,也为无数普通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和致富的梦想。虽然辛苦,但这是一份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工作。
刘栋林干过建筑,开过棋牌室,开过快餐店,后来还干了几年出租车。十二年前,刘栋林决定做夜场餐饮,主攻烧烤。刘栋林的店里有20多个店员,旺季的时候一晚上流水能到10万,平常也基本能有3万-5万。
这样一家普普通通的烧烤店,在深夜万籁俱寂之时默默创造着价值,不仅让夜里饥寒的人有了个暂时的归处,也支撑着店里20多名员工的生活。
做得好的夜宵挣得多,但也很辛苦。凌晨2点,刘栋林还要去市场进货,回来卸货收拾好,也差不多到了4点要打烊的时候。为了不打扰熟睡的家人,刘栋林基本都是在店里休息,等早上家人起床了再回去。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刘栋林有时一周才能跟孩子见上一面。
由于身体已经适应了长期昼夜颠倒的生活,前段时间因疫情停业的一个月,刘栋林愣是一直保持着营业时的作息。
东北人张继新是2008年来北京闯荡的。她发现做夜宵摊不需要店租,麻辣烫的进入门槛也很低,于是就开起了“大姐麻辣烫”。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张继新开始跟别人合租门店,又慢慢地自己整租单干。现在这家店就餐面积120平方米左右,还保留着夜宵摊的麻辣烫汤锅。张继新也从大小事务一手操办,变成现在的“掌柜”,店里雇了十几个员工。
晚上11点多,“大姐麻辣烫”依旧人声鼎沸,与寂静的街区形成鲜明对比。摄影:辛晓彤
麻辣烫客单价低,不喝酒的话,平均一个人20元-40元就能填饱肚子,张继新表示一个月的营业额能达到四五十万。除了周边居民,每晚都有不少人慕名驱车前往,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网红店”。
她还开放授课,一周左右包教会,9800元一人。“学成的人几乎都去做麻辣烫了,不过做得好不好还是看个人。”张继新说道,“得狠下心吃苦。”
就在《财经》记者跟张继新在店门口聊天的档口,一位女顾客搬着一箱水蜜桃经过,发现“大姐”在店里,二话不说将一个水蜜桃塞进她手里。两人推脱了好一阵,张继新才收下。“唉,都是老顾客了。”张继新说道,“平时多亏邻里照顾。”
在广州的宝业路,最初做“蒲天光”的时候,泰哥也没想过会做这么久,如今这家店已走过二十个春秋。“当初纯粹是为了生活。”泰哥说道,没成想做着做着,就成了广州宵夜的地标,也成了唯一坚守在宝业路上的广州本地人开的店。
有的客人从读书的少年走到了而立、不惑的年纪。每次看到店里来了老顾客,泰哥都难免感慨:蒲天光已经成了容纳他人情怀的地方,当年来店里吃饭的小年轻已经为人父母,他们会跟孩子讲:“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这里喝酒认识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文勇、钱钱、小吉、王师傅、泰哥、胡小蕊、夏露、阿唐、大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