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这个强奸案频发的国家，三哥警察当众肆意殴打女工，甚至要求免费提供性服务以换取保护的情况屡见不鲜。

一名老年妇女和五名年轻女孩无精打采地盯着距离孟买100多公里的纳什克市中心小巷一栋黑暗、潮湿、不起眼的两层房屋的地板。记者和社工的到访，让这些女孩恢复了理智，也让她们睁大了美丽的眼睛。

老鸨指着占着房间一角的三个不满25岁的姑娘说，她们是上个月刚从尼泊尔南都巴尔搬来的。女孩们看到社工，就知道她们不是来玩的，只是不速之客，开始用有趣的眼光打量她们。社工看到了，默默一笑。

"你没有被警察打吧？"

"没有。

一个女孩回答道。他们是记者遇到的第三批被警方强行强拆，通过皮条客之间的私人网络转到其他城市妓院的性工作者。

壹

在印度性工作既不是非法，也不是合法

然而，在实践中，警察会以& quot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 quot，无论是基于个人道德判断，还是迫于公众投诉的压力，还是收取保护费等非法利益的驱使。甚至，印度警察当众随意殴打性工作者以树立权威感，也时有所闻；更常见的是要求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性服务来换取保护。

上述情况在2014年以前的红色区域女工中并不常见。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的警察暴力并不是女性工作者在生活中会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今，女性工作者遭受警察暴力的频率正在增加。为什么？

答案或许可以从& quot利益网络的调制& quot在特殊场所和印度警察之间。

根据印《非道德人口贩运防制法》 (ITPA)的定义，经营特殊场所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法律，只要& quot三名或三名以上女工在同一空间从事特殊交易& quot，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经营特殊场所或参与经营是贩卖人口的重罪。其中，如果成年人被雇佣在特殊场所从事性工作，这也将被广泛认为是参与商业和& quot辅助& quot人口贩卖。理论上，特殊场所的管理者和员工都有可能随时被警方直接逮捕起诉。

对于印度警察来说，特殊场所就是非法存在，随时可以铲除。这种100%的犯罪风险会一直存在于特勤处与警察的关系中，警察随时可以利用它来迫使特勤处受其支配。

此外，在红区这种特殊的地方生活，具有固定且难以隐藏的空间特征，也很难像街莺或个体户女工那样灵活躲避警察，勉强逃脱警察暴力的威胁。

这些原因，反而阻碍了警方积极扫黄。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他们总是可以利用《非道德人口贩运防制法》给的权力关系，定期从那些地方无成本地获得保护费等利益。

对于特殊场所的管理者来说，定期缴纳保护费可以换取当地最大的& quot流氓& quot——警察——，甚至避免一些来自黑社会的威胁。而特殊地方潜在的丰厚利润，让地方政客或多或少都有股票做后盾。

贰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印度警察：球员兼裁判、以贿赂换取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关系是一种自下而上支付保护费，以换取自上而下的保护承诺的结构。这种共犯结构在德里、加尔各答、孟买等特殊场所主要集中的大都市地区已经实行多年，是维持和平与非暴力关系的共生体。

以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的一家妓院为例。警察每周收的保护费有两种。

一种是在专门的地方向皮条客收取保护费。费用的计算方法是，根据特殊场所提供的性工作者数量，一名性工作者将向妓院征收500卢比(约合42元人民币)。

同时，警方还将收取500卢比用于特殊场所的女工保护。这钱名义上是女工给警察的。为了方便工作，往往由皮条客支付，从女工工资中扣除。可以发现，这笔钱背后的含义是，警察不仅管理特殊场所，还直接渗透到个体性工作者中。

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光顾模式下，警察和妓院之间也发展出了高度的默契，以避免警察迫于公众的道德压力，仍然不得不对交了保护费的女工施暴。默契是：

只要女工不在特殊场所外公然拉客，警察绝对不会去打扰特殊场所的女工。

这种默契背后的含义是，只要女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以免让居民产生道德上的不适，这就是警察对特殊场所的态度，他们可以继续视而不见，不受公众质疑。

比起警察对特殊场所视而不见，必须视而不见。

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不涉及未成年性交易这种不得不处理的“大事”，红色区那些楼房的门内，可谓非常平和的一个场域。

但另一方面，可想而知这种不可以公开揽客的底线，对于处在红色区街道上的流莺来说，会是在工作上遭遇高警察暴力的原因。尤其当警察选择性执法时，为了业绩，往往就会挑最弱势的流莺下手扫荡之。

1956年拍摄的照片与近照显示，现年70岁的萨比塔年轻时也十分迷人。

对特殊场所而言，门外流莺处境的悲惨，也反过来成为老鸨用以对特殊场所里的女性性工作者恫吓、规训且剥削的一个好的名目。警察在恩庇体制下选择性地施暴，是强化特殊场所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约束力的助力。

叁

全国性扫荡妓院，谁来当替罪羊？

不过这样的权力关系，如今却遭到了扭转。这股扭转的力量，主要来自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推动的全国性扫荡特殊场所的政策。莫迪宣示将动用全国的执法力量与调查单位，瓦解南亚的跨国人口贩运运输链。而作为人口贩运的需求端，特殊场所不可胜数的红色区域，也自然成为了政策里最显眼的整治目标。

印度政府将“阻止跨境人口贩运”与“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为工作重点，也并非毫无根据，跨境人口贩运情形在印度相当严重。

在印度调查机关将“阻止跨境人口贩运”与“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为工作重点后，一旦辖区内被查到或遭通报有非自愿或未成年的性工作者，基层警务人员将受到非常严重的处分。在由上而下的政策压力，与中央政府调查机关情报网由下而上的两面夹击下，基层警察对于自保的迫切需要，凌驾了维持红色区非法利益网络的动机。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印度这个广袤且行政效能不彰的地方，调查机关与中央执法单位的人力毕竟有限，有着数万性工作者的印度各大城市里，即使查获人口贩运时有所闻，但只要偶尔拆几个妓院，有成绩上缴中央政府，基层警察来自上头的紧迫盯人压力，自然也会放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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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当代罪羔羊呢？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无权无势，既非当地政治人物在后面撑腰，上缴保护费也不多的小本经营的特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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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在这种根本不论妓院内有无未成年或非自愿的女性工作者，只是挑个代罪羔羊的考量下，警方对于辖区内无权无势的性工作者与老鸨，展开了日益频繁的非法骚扰，企图以私底下的恐吓，强迫搬离。

华丽的栏杆显示出这座城市的繁荣美丽，但是其周围摇摇欲坠的外墙却暗示出这里的人们极度贫困。

要驱离特殊场所，最直接的就是将其从某处土地上移除，而这又会因特殊场所管理者是否拥有产权，而会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情境。有些是向地主承租土地或空间单位；有些则深藏在公寓大厦内，公寓中每层楼产权分属不同的特殊场所管理者。

如果是前者，则警察驱离的手段就相对简单，他们只要威胁地主，将以伙同参与人口贩运的罪名移送法办，或者动员黑道对地主施暴，就可以逼迫地主停止与妓院管理者的租约，让妓院不得不迁移。

为避重蹈覆辙印度为性工作者女儿举行集体婚礼

然而，如果特殊场所管理者本身就拥有产权，甚至是那种产权分属多个经营者的形态，则警察就必须以各种恫吓的手段，来让特殊场所无法营运下去，以达到迫迁的目的。

这些手段其实就是肢体暴力与言语恐吓。警察通过随机且频繁地非法拘留顾客，让顾客对于红灯区敬而远之，特殊场所的生意自然也会一落千丈。警察也开始以有人检举特殊场所里有未成年性工作者为由，屡屡出入妓院内部，并恣意逮捕性工作者。

在警察局里以暴力刑求的方式，迫使性工作者愿意接受警方的收容转介政策，离开妓院返回家乡，抑或甚至强迫她们作伪证，指控老鸨雇有未成年性工作者，并以这些非法刑求得到的伪证反过来威胁老鸨，要求限期搬离妓院，并同意强制拆迁。

一位性工作者的女儿正在练习舞蹈，很多人已经将卖淫当成家族事业。

肆

能否有效打击人口贩运？

所谓的“对强拆表示同意”，指的是要求老鸨承诺，对于公部门任意剥夺私人土地地上物的作为不予追诉。事实上，印度虽然保障私人产权，但在实际的执法情境里，印度公权力普遍认为公共利益必优先于对私人权利保障，故司法系统对于警方这类的妓院拆迁侵害到私人财产衍伸的争议，大抵都不会受理。

在纳希克，一位妓院遭公权力部门夷平的老鸨，哭着说：

“警察威胁我，要我在一天之内搬离，否则就要逮捕我跟我底下的性工作者，把我们跟7个月被查获的未成年性工作者人口贩运案件牵连在一起。让我们吃上助长人口贩运的罪名。”

朱穆尔正在妓院中等候客人上门，而自称23岁的白莎吉正在房间中拍照。

因为畏惧于警方的淫威，她只好遣散底下的5名女性工作者，连夜搬出自己的特殊场所，并眼睁睁看着警方在约定的时间找来怪手将之拆除。当地由女性性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组织员工则补充说道：

“光是关在警察局里被刑求殴打，就足够让女性性工作者们吓得半死。而这就是杀鸡儆猴，透过散布被抓所带来的恐惧，让警察得以在非法的情况下，顺利地拆掉妓院交差。”

对警方来说，妓院不能一次全部清光，否则接下来会没有办法交付每个月固定上缴的拆迁绩效。这也让性工作者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后台缺乏有力政治人物支持，过去都纯粹依靠与警方的恩庇体制过活的妓院，更是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感到惶惶不安。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比较有良心的老鸨，会在遭到强拆时，紧急打给其他认识的老鸨，协助收留性工作者。但绝大多数在妓院的性工作者，就会因此流落街头，在无足够的盘缠回到家乡的情况下，成为承受更高的警察暴力与顾客暴力风险的流莺。

面对警察无预警且日益频繁的驱离，红灯区内退无可退性产业业者，将最后一丝的希望，寄托于宪法的人权保障。对这些经营了妓院将近二三十年的人而言，即使终究得面临拆迁，则事前的告知与预警，至少是让他们能够及早准备，不至于流落街头的必要举措。无预警的强拆，严重影响其生存权。

然而，对于性工作者要求提前告知的主张，最高法院却认为，一但拆迁必须要事前知会并给予缓冲期，则拆迁妓院的本意——查缉并杜绝人口贩运，将会因为给予人口贩运者事前充足的时间，把非自愿性工作者迁离，而无法落实。因此，最高法院的裁决书写道：如果必须通知（每个妓院的经营者），那么彻底落实人口贩运防制法将是不可能的。

“我不搞人口贩运，也没有未成年的性工作者，但他们却拆了我的妓院。”

每个一脸颓丧的老鸨，都重复着如是的愤慨。

如今，有钱有势的妓院仍然屹立不摇，人口贩子还是频繁地在贫困乡村里出没。莫迪的妓院拆迁政策是否能有效打击人口贩运，尚在未定之天。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中最弱势的一群人，已付出惨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