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他问了毛主席一个问题，问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主席回答他：应该是长征途中同张作战的时候了。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毛主席，在革命中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继续奋斗前进。他的革命道路也经历了无数挫折。

为什么与张的斗争成了董事长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挟兵索权

自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蒋介石就下定决心要消灭红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调动了100万军队并担任总司令，进行了五次& quot围剿& quot反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运动。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封锁时，近20万人口的红军仅剩3.7万人。

当时红军的计划是继续向湘西推进。然而早已有所准备的蒋介石早已在前方布下重兵。如果红军继续原来的路线，势必要跳进蒋介石准备的陷阱。

在这个紧要关头，毛主席建议放弃原计划，红军转移到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

这个在当时本来可以挽救红军的计划，遭到了王明、李德的强烈反对。直到红军拿下贵州黎平，并在黎平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才在会上得到肯定。

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确定了新的& quot三人组& quot毛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的讲话，也为红军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就在当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红军的前途又发生了变化。

最大的问题是张。

红军会师后，张发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这种差距，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同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相比，乞丐和海龙的差距。

如此悬殊的差距，让张开始有了不同的心思。

因此，在联手之后，张在会议开始时有点骄傲地问，尽管每个人似乎都很友好：有多少人？

周恩来意识到了他当时语气中的傲慢，他不软不硬地回到了过去。

会合第二天，红军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红军北上川陕甘。

张在会上虽然同意红军北进的方针，但也提出了& quot往南走& quot。尽管他并没有过多地谈到& quot统一指挥& quot之后，他透露了自己掌管军队的想法。

两河口会师后，红军根据中央决议北上，先后翻越两座大雪山，终于到达四川鲁花。这时，张突然向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决议。

张提这个，无非是看他强中央弱，有别的心思。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张唆使其亲信频繁活动于中央领导人之间，软硬兼施，在内部搞起了分裂。

此时，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逃出了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但并没有完全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包围。

外敌入侵犹存，内部却有分歧，这对于仍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红军来说，确实非常危险。

面对张分裂红军的企图，中央也从大局出发，努力团结张，说服他以大局为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为了要挟中央，张借口拒绝出发& quot组织问题& quot都没有解决，不利于行军，不顾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尽快北上。

为了团结张，让他尽快北上，放弃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张接任。

军委还成立了前敌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许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即使中央作了这样的修改，张仍不满意，一再以& quot组织问题& quot还没有解决。

就在张不愿北上之际，国民党胡宗南已在四川松潘县集结大量兵力，使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之中。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央不得不再次修改战略，做出新的战略部署。1935年8月，在四川沙窝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

在会上，张仍然坚持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他还有意把会上的思想分歧扩大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

由于其他中央委员支持中央的决议，张在会上勉强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又改变了主意。

中央原规定张领兵北上夏河流域，在甘南形成扩大之势，但张提出经阿坝进军青海、宁夏。

他的要求与中央计划背道而驰，于是毛主席和前敌委员会总司令许致电张，要求他按原计划进行，但张不予理会。

此时，他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他不仅要南下，而且准备用极端手段让中央和他一起行动。

9月9日，张致电陈昌浩，要求他率右翼一军南下，企图以数量优势胁迫中央和左翼一军一起南下。

毛主席当时和陈昌浩在一起。当他听到陈昌浩说张要南下时，他立即表示要和中央书记处开会。

毛主席说，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都在红三军团司令部，那我就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三军团司令部找他们开会吧。

说是开会，其实是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用开会的由头脱险，所幸当时陈昌浩仍是相信毛主席的，就让主席去了红三军团。

毛主席一到三军团，就立即招呼叶剑英等人，带着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北上。

他们北上虽然果断，但是途中因为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差点走不了了。

当时何畏把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告诉了陈昌浩，陈昌浩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于是红军大学的学员便都停止了行军。

毛主席等人走在前面，他们看到红大的人停下来了，就也停了下来想问个究竟，正好红大的教育长李特也带人赶了上来。

李特之前曾任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性格急躁而且枪不离身，他带人赶上来后就气势汹汹地问毛主席：张总（张国焘）命令南下，你们为什要北上？

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里的驳壳枪已经上膛，他们的手指就扣着扳机，一副随时动手的样子。

眼看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毛主席示意大家不要紧张，然后平静地李特说：现在的形势摆在眼前，大家分析一下，北上还是南下可以商量。

接着他话锋一转，表示彭德怀同志也支持北上，此时带着红三军团就在后面，大家都是红军，要团结。

彭德怀是出了名的性子直脾气爆，连李特也有所顾忌，所以在听说了彭德怀就在后面之后，他就没敢轻举妄动，只是把红大学员中，原属于红四方面军的人带走了。

那一天，正是1935年9月9日，这天经历的一切，深深地烙在了毛主席的心里。

另立中央未得逞

带领红三军团北上后，毛主席和部队在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后，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进入陕北吴起镇，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而张国焘则率部来到了四川理藩县卓木碉，又另立了一个“中共中央”，还宣布“开出”毛主席、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央委员的职位和党籍。

他还给陕北的中共中央发电，说中共中央应当自称“北方局”，自己这里才是名正言顺地“中共中央”。

就在张国焘妄想取代中共中央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苏联返回，他艰难来到陕北之后，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张国焘发电。

张国焘此时还想凭借与林育英之前共事的私人关系，在回电中将“分裂红军”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毛主席。

在电文中，他还俨然以“中共中央”自居，发文的落款使用的就是这个名称。

谁知林育英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马上回复他，共产国际同意“北上”的路线，并将张国焘另立的中央称为“西南局”。

这封态度鲜明的回电，让张国焘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中共中央又趁机做工作，1936年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等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成立了西北局，不计前嫌地任命张国焘为西北局书记。

当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也意味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破产，红军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为以后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开辟出了新的天地。

1937年3月，为了纠正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的路线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毛主席之所以决定和红三军团连夜北上，是因为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上明确说明，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

叶剑英看到这个电文之后，立即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这才当机立断，决定带着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北上。

而且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当时中央对于张国焘一直采取隐忍的态度，但是张国焘却一直咄咄逼人。

会议上因为这些对张国焘提出批评时，他虚心地一一接受，并表示都是自己固执己见的错误，还写了《我的错误》进行检讨。

然而此时的张国焘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想法，这会他认错态度良好，不过是为了迷惑中央做出来的假象。

第二年4月，张国焘就趁着祭奠黄帝陵的机会，离开陕北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

大浪淘沙，革命路上苦难重重，能坚持正确的道路走到最后的，才是坚定的无产主义战士。

虽然张国焘中途自己走了歪路，但是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等中央委员的领导下，让革命回归正确的道路，在红军面临分裂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才最终有了今天的中国。

结语

毛主席一生经历过数次险境，1927年被国民党的“清乡队”抓住，他在途中奋力逃脱，躲在乱草中，跟搜索的人近在咫尺，因为没有鞋子，脱险时脚底已经是鲜血淋漓。

井冈山时期，看着敌人已经冲到了指挥部前面，毛主席毅然带着战士们一起冲锋，战士们大受鼓舞，这才把敌人打退。

然而这些对于毛主席来说，只是他个人的生命遇到危险，怎么能比得上革命到了险境的时候，所以尽管他一生也有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他来说，那次与张国焘的斗争，才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他是怕中国革命从此再走上误区，怕中国的劳苦大众因为这个错误，离光明远了一步，与这些相比，他的个人安危反而是小事。

这才是大公无私的领袖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