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是创造世界的英雄，也是镇压各种妖魔鬼怪的猛兽。在世界上，牛是皇室最高的祭品，也是农耕家庭必不可少的牲畜。在十二生肖中，牛虽居第二位，却有王者之气。说到生肖，属牛的人总是第一，因为他们似乎生来就是牛。都说牛年出生的人有一种天生的霸气和侠义气息。

一、“丑”与“牛”的完美搭配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几千年来牛一直是人们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牛虽然无比强大，但总是给人老实巴交的印象。他们对饲料的要求比马和羊低，但他们努力高产。

在黄道十二宫中，相应的牛年是& quot丑& quot，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 quot丑母牛& quot。当然，这里的丑不是美丑之丑。在甲骨文中，丑陋的字形就像一只手抓着什么东西。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地支的丑是指手，而许慎也认为丑是指编制。

丑字对应农历十二月，是万物复苏的时候。可以说，丑字预示着春天来了。如果把准备的意思引申解释，指的是古代准备祭祀的前期工作，而在商代，牛是重要的祭祀，牛作为祭品，自然就和丑字联系在一起。

在古人的心目中，牛意味着无穷的力量。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商纣王力大无穷，古人都知道牛力大无穷，所以习惯用九牛来称呼一个有力量的人。

二、对牛的驯化与“崇拜”

其实按照牛的分类，今天的牛，牦牛，水牛等。都是驯养的家牛，家牛的祖先是野生野牛，是一种巨大的动物，反应超群。这有点像今天西藏的西藏野牛。这种野牛生活在羌塘草原，也就是藏北无人区的寒冷高海拔地区。西藏野牛性情暴烈，速度极快，极具攻击性。当他们看到高原上疾驰的汽车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攻击性的行为。

生活在羌塘高原的西藏野牛

所以在牛没有被驯化的时代，野牛的力量和凶猛是很多动物无法比拟的，尤其是牛的两个角是它们的攻击武器。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中记载，牛可以制造地震和海啸。《史记》年记载炎帝是牛头的样子，说明古人很早就崇拜牛了。

据史料记载，商代以后，牛开始被人们驯化，随着圆轮战车的引入，牛车诞生了。后来牛车成为很多人的交通工具，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牛的驯化可能在4000年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完成。商代以后牛车的出现，可能恰恰说明当时人们对牛的驯化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唐代的牛车仆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改革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用牛拉犁，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这时，人们开始越来越依赖牛的使用，对牛的崇拜也加深了。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件重要的文物：祭祀。这是西周时期人们饮用的器具。这个祭品(牛)鼻子上挂着一个铁环。这种给牛戴鼻环的技术，证明了当时人们对牛的驯化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上海博物馆的文物祭祀

有句老话，矮牵牛要牵着牛的鼻子走，而那些不牵着鼻子走的牛都很难驾驭，更别说让它们认真耕田了。随着牛耕科技的发展，& quot两头母牛& quot出现在汉代，而此时，牛开始被赋予新的意义。汉代以后，牛开始和春天有了更多的联系。在春天开始的时候，许多地方都有鞭打春天的牛的习俗，以表示春天的喜悦和对牛的尊重。

迫使

三、辟邪祛灾的“开元铁牛”

牛作为春耕的新鲜主力，逐渐深入人心。立春说春天的到来意味着天气是崭新的。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对牛的崇拜与日俱增，牛逐渐被赋予了吉祥如意的含义。春天，一些农村地区有抓牛头的习俗。古人认为抓住牛头是一年好运的开始。

当然，牛的作用不仅仅与好运和春耕有关。1989年夏天，著名的黄河铁牛在今天的山西运城蒲城县被发现。蒲城地区是黄河洪水频发的重要地区，洪水经常冲毁沿岸的桥梁和农田。于是人们开始在黄河故道旁放一只铁牛，铁牛的作用就是消灾。

这座铁牛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相传当时的兵部尚书张悦上奏唐玄宗，认为蒲津渡黄河桥年久失修，蒲津关是长安重要的军事屏障。为了使长安到河东的交通永远不受洪水的影响，唐玄宗下大力气把铁牛铸在这里，并亲手刻了四个大字& quot开元铁牛& quot。渐渐地，铁牛被赋予了驱邪消灾、保一方平安的含义。后来中国很多地方兴起了在河边或河边抛牛的习俗，其目的是希望牛能一直守护一方水土不受洪水侵袭。

山西运城蒲津渡口边的黄河铁牛。

人们常说，牛年是十二生肖中最吉祥的一年。在许多地方，仍然流行说& quot牛年和马年有利于耕种& quot，预示着来年丰收，风调雨顺。所以，2021年牛年，我们期待厄运，也期待好运。

文史君说

在几千年的生肖演变过程中，牛一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牛虽然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但它的性格是憨厚老实的，总是很努力地干着各种农活。人们对牛的驯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了商周时期，牛已经广泛用于农业生产。后来随着牛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始崇拜牛的神灵，牛逐渐成为吉祥辟邪的代名词。在牛年，

出生的人，似乎也自带这种牛气与好运。

参考文献

中国国家地理编辑部：《中华遗产》（生肖专刊下），2021年第1期。

中国国家地理编辑部：《中国国家地理》（春节增刊），2010年特刊。

杨宽：《中国美术史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郑振满：《信仰与秩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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