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老师的来处与归途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基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以下简称解剖学系）教授周国民回忆自己大学时的解剖课，大体老师非常稀缺：“那时还没有大体老师这个叫法，就称作遗体，大概一个班几十人才能用一两具遗体。”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没有捐献就没有解剖。”解剖学系系主任李文生老师如是说。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以下简称“接受站”）是上海市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遗体捐献接受站之一，医学院路校门旁的二层红砖小楼（接受站所在地），40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亲属送别遗体捐献者的最后一程。

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遗体捐献规模逐渐扩大，目前复旦上医的《局部解剖学》课程中，8-10名学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体老师学习，“虽然现在有许多医学软件和解剖学图谱可以补充课本知识，但大体老师仍是医学生们最好的老师。”李文生老师介绍道，大部分大体老师都要经过解剖学系的技术人员进行一系列专业处理，才能用于教学、科研。若要制作能够相对长时间保存的标本，还需按照教学要求进行解剖、定位和固化。

而大体老师的最终归宿，除了小部分由家属带回安葬，大部分火化后将集体安葬于上海福寿园，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刻下名字，与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一同安眠。

遗体捐献者的生前与身后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挂满遗体捐献志愿书的墙，“这些志愿书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医学事业捐献的大体老师所写，字字句句催人泪下，也是最让我感到鼓舞的力量源泉。不过有时我也颇感遗憾，因为难以将我们的感恩传达给所有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周国民老师对这里许多捐献者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年仅36岁的遗体捐献者吴复生。

1983年，作为中科院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吴复生应当前途无量，他英年早逝、遗体捐献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周老师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其亲属，几经波折要到联系方式，“我给他弟弟发了短信，说明了我的来意，没过一会儿，电话就打来了。”周老师回忆道，“他打电话过来时非常激动，没想到他哥哥去世了这么多年，还有人惦念并一直想要感谢他的家人。”

吴复生曾是知青，恢复高考后，他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第一批就考上了安徽的大学。读了两年大学后，吴复生又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因优异成绩被上海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破格录取。非常不幸的是，就在他即将进行毕业答辩之际，被确诊患了白血病，虽经积极医治，但他的病情已无力回天。在弥留之际，面对陪伴在身边父母和弟妹，他回忆过往种种，遗憾自己学习多年，却未能走上工作岗位来回报社会，因此决定捐献遗体。病逝后的遗体捐献，是他给国家和人民力所能及的全部贡献。经周老师的联系，2019年末，吴复生的家人们来到了上海遗体捐献者纪念园和人体科学馆，“看到吴复生的照片和遗体捐献志愿书，大家都流泪了。”

不止是吴复生，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一位大体老师的奉献都被尊敬，被铭记，被感念。2016年清明节，解剖学系为本系捐献遗体的教职工及其亲属塑了像。现在，那些塑像仍挂在人体科学馆门口接受着参观来访者的致敬。

复旦上医师生的感念与致意

每一名复旦上医学子的第一堂局部解剖课，都是一堂生动而肃穆的“大思政课”——在拉开遗体袋之前，全体师生都要起立鞠躬，默哀致意，在为大体老师献上一支支花后，方可开始课程教学，几十年来，皆是如此。

每年清明，解剖学系都会组织学生开展专门活动，或去上海青浦福寿园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拜谒，或在课前开展感恩仪式，或至人体科学馆参观，了解标本背后的故事。

来自师生的诸多感恩致意中，最特别的要数《致大体老师的一封信》。自2016年起，所有修读解剖学系列课程的学生都会在结课前完成这份手写信，形式不拘，情真为贵。手写信件、原创诗歌、书法作品，甚至学生自己吹奏的一支不甚熟练却很动人的《春泥颂》，都被李文生老师仔细收录起来，并编纂成十几本《感恩·奉献》集，保存着数千名医学生对大体老师们的无限缅怀与敬意。

“当年在北京受到协和医学院的启发，从此开始请同学们亲笔写下对大体老师的感谢。”李老师自己也没想到，这件事一做竟然坚持了这么多年：“看着大家的充满情感的表达，也让我很感动。”

每一本文集都有几百页的体量，不亚于厚厚的医学教材，不同的字迹，相同的是对大体老师的真诚致敬：“虽然与您不曾相识，但您的无私奉献给予了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您生前的病苦，但绝不辜负您身后的选择，谢谢您，我的老师！”

一位大体老师曾留下“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的遗言，而医学生从大体老师身上获取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医所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一名同学所写：“您的教诲虽然是无声的，却是生动的。您用您宝贵的身躯告诉我们行医之德，行医之责。”

所谓医学人文关怀，是来自逝者和生者的心意都被仔细珍藏，往生者的心迹以遗体捐献志愿书为证，经光阴洗濯而不老，后来者的致敬由信笺和鲜花为引，随医学进步而长青。

值此清明，慎终追远，在生命的尾端，照见生命的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