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没担保人老人想办意定监护

“别人看我，大概觉得我是个‘孤老太婆’，但我觉得自己这么生活挺好的。”年过七十的刘阿姨，一辈子没结过婚，无儿无女。平时她住在一家养老机构，但因为精力还算充沛，身体条件也不错，她总是闲不住，经常会到全国各地游玩，有时一出去就是个把月。

虽然四处旅行的生活很潇洒，刘阿姨也有烦心的事。她住的养老机构，定期得续签一份担保协议，在“紧急联系人”和“担保人”这一栏，她之前签的都是自己妹妹的名字。但前几年妹妹生了一场病，身体情况急转直下，已经无力再担任她的担保人。最近的一次续签，刘阿姨已经找不到哪个近亲属或朋友，能帮自己签字。

正在刘阿姨发愁之时，她认识的一个律师朋友建议她，可以去试试“意定监护”服务。意定监护，指的就是一个人在自己清醒的时候可以指定别人当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专门开展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因为没有别人可找，经过多方了解，刘阿姨找到了一家社会组织，并且成功办理了委托代理和意定监护服务。机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刘阿姨的担保人，养老机构的协议也续签了。

不仅是眼前事得到了解决，刘阿姨之前担心的另一件大事也有了着落。“我现在还算清醒，可等我再老一点，糊涂了，可怎么办呢？”在刘阿姨和机构签订的意定监护协议上写明，如果刘阿姨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机构会代她处理重大决策事项，过程中会保证刘阿姨的各项利益。有了这份协议，刘阿姨总算没有了后顾之忧。

“现在我出去玩，身上都会随身带着一张紧急联系卡，上边写着机构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万一有什么紧急的事，可以联系到我的监护人。”除此之外，机构定期会来看望一下刘阿姨，问问她出游的情况和在养老机构的生活。相比起之前，刘阿姨感觉生活上关照自己的人更多了，心里也更踏实了。

现状

决心难下40个人才有1人签约

刘阿姨找的社会机构，是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心副主任陈亚辉介绍，像刘阿姨这样没有子女的老人，是寻求意定监护服务的主要群体之一。还有一些老人，虽然有子女，但因为各种原因“指望不上”，身边又没有合适的近亲属或朋友，因此也有意愿来咨询意定监护服务。

但来咨询的老人中，真正能顺利签约的人数并不算多。陈亚辉表示，据机构之前的统计，40个来咨询的老人，最后可能只有1个人能签约。从与老人的沟通当中，能看出他们对于这项服务有一定的顾虑。

“我指定的监护人靠不靠谱？我的财产安全怎么保证？监护人的决定是否符合我的利益……”对于这些问题，陈亚辉也不断在给老人解释，随着近些年的发展，意定监护的服务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正规。比如有公证提存和特殊需要信托的方式保证财产安全，有监护监督人机制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等。

有些老人还会对意定监护产生认知误区，以为签了意定监护服务，当下的生活就不能做主了。但意定监护，其实是在老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才会生效的，简单来说就是老人“糊涂”之后才能生效。签了意定监护协议，只是为未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老人可以随时更改或撤销协议。

还有些老人，并不是觉得这项服务不好，而是迟迟下不了决心。陈亚辉表示，机构曾做过一次统计，来咨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70岁，而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的老人，平均年龄是78岁。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来咨询的老人普遍认为自己还没那么老，“糊涂”离自己还很远，没必要那么早就定好之后的事。但到了78岁左右，有些老人已经明显有了身体和精神状态大不如前的感觉，心态才有些急迫起来。

“有的老人已经决定要做意定监护了，但从决定到落笔签协议，往往也要经过3到6个月的时间，更长的甚至要好几年。”以找律维银龄中心当监护人的来说，有不少老人在初期接触时，都会以委托的方式先找机构帮忙。比如紧急陪诊就医，入住养老机构担保签字，甚至找律师帮忙解决家庭矛盾等。经过逐渐的磨合，老人对机构有了更多的信任，最终才打定主意，把未来大事托付给机构。

措施

新型保险免去机构后顾之忧

陈亚辉表示，不但老人对意定监护服务有顾虑，机构同样也有担心的问题。目前，全国专门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机构只有10家左右，很多社会组织和法援机构并未踏足这一领域。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组织在担任意定监护人时，可能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老人作为被监护人，如果发生了侵权别人的行为，最终买单的很可能是社会组织。

意定监护生效之时，只是老人开始“糊涂”的时候，也就是精神层面出现问题。但这时的老人，身体机能不一定很差，甚至表面看起来生龙活虎。陈亚辉介绍，此前就出现过住在养老院的失智老人因为矛盾将别人打伤的案例，家属为此赔了一大笔钱。而落到意定监护这件事上，老人的“家属”就是社会组织，如果老人无法承担赔偿金，社会组织就得为此买单。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大，但一旦发生，后果会非常严重，社会组织很可能承担不起。”正因为有这种担忧，不少市面上的社会组织并不愿意参与到意定监护这件事上来。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就在近日，中心与一家保险公司联合推出了全国首个“成年人社会监护责任险”，有了保险的保障，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组织无需再担心可能出现的被监护老人侵权赔偿问题，履行监护职责时也会更加顺利。

问题

能力认定过程能否加以优化

新险种的落地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在意定监护这一领域，需要关注和提升的问题还有很多。陈亚辉表示，《民法典》明确了意定监护的概念和地位，但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项法规对意定监护的实施路径予以明确。“简单来说，就是法律告诉你可以干，但具体怎么干，只能一步步摸索。”

律维银龄中心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一开始的时候，中心只会跟老人签订单独的一份意定监护协议，但之后发现，如何确定老人已经开始“糊涂”非常困难，意定监护也迟迟难以履行。

“我们总结了经验，现在跟老人签意定监护协议时，都会同时签一个委托代理协议，指的是在老人清醒阶段，也可以赋予我们一些权利，去处理老人的一些事务。”有了这项协议，在意定监护生效之前，机构跟老人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工作也更好开展了，更重要的是服务无缝对接。

现在，机构和老人签协议至少是“三件套”，除了委托代理和意定监护协议之外，还会要求老人订立遗嘱和生前预嘱。有些老人家里还有精神残疾或智力残疾的孩子，老人还需要安排遗嘱指定监护和遗愿清单。

“我们有一名老人就是这样，他自己已经80多岁，孩子是50多岁，但智力只相当于5到8岁的儿童。”在老人的遗愿清单里，孩子对什么东西过敏，平时喜欢吃什么，穿什么衣服，多大的鞋，老人都写得明明白白，甚至还在清单里明确，自己去世之后，机构不但要联系托养机构照顾孩子，还要定期带孩子外出游玩一次。“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老人对孩子的爱意，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做监护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但即使经验在不断累积，机制也不断完善，陈亚辉表示，目前机构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难办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来源于认定老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过程，时间仍然比较漫长。在等待的过程中，从法律角度来看，机构还并未成为老人的监护人，如果此时老人有法定监护人，且在决策上和机构出现了矛盾，那情况就会很复杂。“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优化一些流程，让机构能顺利衔接到监护人这一步，老人的晚年生活才能更有保障。”

本报记者莫凡文宋溪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