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廉: 如何判别教育研究成果的水平
创始人
2024-12-19 04:22:33

作者简介:王伟廉,男,1952年3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市,籍贯湖北武汉市,中共党员。曾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学位与学科建设处处长、厦门大学党委委员、人事处处长、厦门大学党委委员、教务处处长、汕头大学教务处处长、人力资源总监、汕头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等职。

退休前,无论是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还是在国外做高访,总会有机会接触那些著名的教育学者。在这样的机会中,我会把一些平时积攒下来的、不是很有把握的重要问题向这些学术大咖求教。求教的问题方方面面,在求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一些问题我做了记录或进行了录音,今天偶尔翻出这些记录和录音,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有几份记录和录音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除了创新这个公认的、被认为最重要的水平标准以外,还有哪些可以判别教育研究成果水平的重要标准或指标?以下就是根据访谈记录和录音整理的一篇摘选(为稳妥起见,这里隐去了谈话者的姓名,只提及其国籍。此外,谈话的内容也做了归纳和缩编处理。)

关于对教育研究成果的水平进行评判,除了创新,还有哪些标准或指标来判断,我把不同学者的观点归纳了一下,大约可以用以下四个判断的标准来评价。

文内用“外”代表外国学者,“华”代表国内学者。

01

方法问题

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教育研究在运用科学方法方面比较欠缺,经验描述、概念堆积、观点罗列、感想议论等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研究在表达上也有不少问题。例如有不少研究的表述很像官员讲话,研究成果中充满了“要怎样怎样”、“应该如何如何”、“希望能……”这样的布置任务式的内容特别多。有学者认为,教育研究若要走向科学化,就要重视方法的改进或改变,尤其要重视实证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我觉得这或许是研究方法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但我觉得不能作为主要途径。有些质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放弃,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外:您说得很好,我很赞同。方法问题的确重要,没有正确的方法,就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说到量化方法,有时候要向自然科学学习,但他们的实证研究方法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变或改造才能拿到教育研究中来。这方面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Harold J. Noah和Max A. Eckstein两位研究物理学的学者用改造过的定量方法进行的教育规律的研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要探讨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物理学中的“对比试验”方法(comparative test method),但他们不是照搬过来,而是根据教育研究的特点进行了改造,创造了一种“对比调查”方法(comparative survey),就是通过把不同国家教育发展情况与后来该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然后从中总结出规律。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出了一本书(Toward a Scienc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Landon,McMillan Co.,1969.)

Toward a Scienc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教育中有些领域或有的课题的确是需要用“假设-检验”的实证研究方法或完全的量化方法来研究。但也有一些研究领域就不适合用这种实证方法,就像王先生(这里指我——笔者注)研究的课程和教学领域,就被很多研究者认为不适合这种量化实证方法。而且从这个领域已有的成果来看,至今为止,至少在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中还找不出一个以量化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取得的成果。所以不能把量化研究方法的作用扩大,更不应把它作为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唯一途径。此外,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根据研究的目的才可以判断方法是否正确或恰当。

华:您说得很好,我很赞同。我们的教育研究并没有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所以必须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研究课题性质的判断,对借鉴来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造。只有吸收其他学科各种能切实解决教育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方法,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才能实现。所以刚才这位学者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在关注方法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而应该尽可能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借鉴所有能解决教育问题的其他学科的方法,这才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正确方向。

外:您总结的非常好!研究方法问题的确很重要,不过有些方法其实并不复杂,在研究中经常被采用,例如比较方法、案例分析法、权威论证法(当然,这种方法需要确定什么是权威)。我觉得这些方法的使用得当才是关键。例如权威论证方法应该要用被公认的、或者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公认的权威观点来论证,比较方法则必须有可比性等等,都是必须特别注意的。

02

抽象理论的举例阐述问题

华: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理论文章,在阐述或提出理论问题,特别是阐述像规律、原理、法则等比较抽象理论问题时,总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观点到观点,而通篇没有举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作者所提出的理论,或者即使举例,也只是用蜻蜓点水式的描写一带而过,根本就没有表述明白。我觉得用举例方式来说明比较深奥的理论问题,也可以作为评判一项研究是否有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

外:我很赞同,其实我刚刚谈到的那两位物理学家提出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规律问题,“对比调查”的结果本身,就可以作为很好的举例。例如通过对某些国家的教育发展先于经济发展(他们为“发展”制定了一些具体的通用指标)的分析,观察其后来的经济发展,发现这些国家后来的经济发展比那些教育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国家要快。这本身就是具体的例子。此外,我个人在阅读教育理论文章,特别是比较难懂的理论文章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先粗粗浏览一下论文,看一下是否其中有详细和清晰的举例说明,如果没有,整篇文章我都不会去看,因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作者的研究水平是不达标的。

华:您这样一讲,我也受到启发,以后阅读理论文章也采用这个办法淘汰一些水平不高的论文,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还有些文章只用某些权威的话来说明自己想要论证的理论而不举例说明。当然,用权威的话来论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属于“权威论证”方法,但这也不应替代用实例作出说明或解释。这种无法用实例作出说明的理论研究成果,要么晦涩难懂,无法给他人带来启迪和收获,要么本身就没有价值,也谈不上水平,哪怕文章中引用了大量文献。我过去曾是研究哲学的,哲学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判别哲学研究成果,举实例说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关于这一点,中国学者可以学习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三大规律时,就是用最通俗又贴切的实例来说明的(例如借用拿破仑关于法国兵与马木留克兵因纪律的差异、在双方兵力数量的变化时而导致对于胜败的影响,来说明量变质变规律;用麦子成长过程中麦苗长成麦穗和麦穗变成种子再长出麦苗这一过程,来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越是深刻的不容易理解的原理、规律等,就越需要用浅显易懂的实例来说明。因此,把这一条作为教育研究成果水平的判断标准,我是非常赞同的。

03

逻辑严密的表达

华1:逻辑严密这一条恐怕是国人教育研究成果中比较弱的一项了。自然科学领域由于本身就基于逻辑(国外有学者归纳出不同学科的研究“基点”:自然科学基于逻辑、社会科学基于关联,人文艺术基于想象)所以问题还不大。教育研究主要属于社会科学,在把握事物之间关联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例如经济学,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价值与价格等等很多事物之间的关联上都找到了规律。而教育领域,由教育研究者自己发现的规律(这里指被公认的规律)至今还没有看到。这里并不排除有对规律的描述,但在论述中的逻辑性缺失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

华2: 缺乏逻辑思维恐怕不仅仅是教育研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人思维方式中缺乏逻辑,是一个普遍现象。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对四人帮时期提出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个曾一度用来批判“白专道路”的说辞进行了批判,批判文章主要就是从逻辑上指出,这个说辞的一个主要的逻辑错误就是滥用必然性,让人觉得,卫星如果上了天,红旗就必然落地。显然这就是一种滥用逻辑的典型……。回到教育研究成果中的逻辑缺陷,更是比比皆是。我们今天几乎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那个口号“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是存在逻辑问题的。在座的王先生(这里指我——笔者注)就跟我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起跑线”就是类比了赛跑的,但类比得逻辑有点混乱。因为赛跑时,发令枪响才是起跑的关键,此时反应再慢的选手也不会让人认为“输了”,特别是长跑和中长跑,比的是耐力和最后冲刺时的后劲儿。如果是对发令枪反应迟钝,完全可以通过短期训练就明显改善的。如果经过训练也改善不了,那很可能就是有反应方面的缺陷了。而教育显然属于中长跑,所以比的是耐力甚至临近不同终点时的爆发力(例如考前集中复习)。而且,稍加训练就不会“输”在起跑线上。虽然这只是个比喻,但人的一生不会只有一条起跑线,而是会面临很多“起跑线”。而且,现在的教育被人们诟病,并非是在起跑线上教育有错,而是我们的教育一天到晚在给学生画出各种“终点线”——即各种硬压下来的、有些不属于某个年龄段学生的学业任务。所以,终点线画的过多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有的终点线是某个年龄段的学生无法抵达的,或者说,只有牺牲健康才有可能勉强达到。就此而论,这样的终点线就是个“坑”!不管你用健康为代价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都是错误的,这种情况才叫做“输”!因为以后的路还长,此阶段造成的身体健康风险或心理健康风险,对一生都会有负面影响。“不输在起跑线上”显然假定的是人生只有一条起跑线。这样来理解,是不是觉得那句“口号”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外:您说得很有启发。看得出来,中国的教育中是鼓励竞争式学习的,这一点我们国家绝不鼓励。在文化学习方面我们鼓励的是合作式学习。心理学研究显示,合作学习的效果要优于竞争式学习。竞争只在体育这类的科目中才受到鼓励。

回到逻辑问题,我同意刚才两位说的,我也阅读过一些中国教育学者的论文,感觉也和你们一样,觉得逻辑思维比较差。当然这种情况是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比较缺少逻辑,我没有研究,不敢妄下结论。但做教育研究也好还是进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也好,严谨的逻辑思维都是必需的。

华:是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教育研究界确实比较突出。一方面是教育研究者的逻辑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各种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也忽视或者说没有能力在逻辑性上作出判断。从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到各级评奖工作中的评奖委员会成员,通常不怎么从逻辑上对教育研究成果作出评判,而是更关注诸如选题是否是国家重点课题、研究的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完成单位的“形象”及作者已有的影响力等等因素。所以,要想提高教育研究成果的逻辑水平,是一件长期的、艰巨的工作。

04

研究成果表述的简洁易懂以及不生造词汇

华:追求简洁易懂应该是所有文字写作的基本要求。教育研究成果在表述上也应追求简洁易懂。但就我的观察,国人的教育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鲁迅说过,“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绝不把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我们搞教育研究,应该属于科研工作,比起文学作品,更应该把追求简洁易懂作为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外:我们国家的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也是这样的要求,多余的字和词甚至多余的段落都尽可能删除。而且尽可能不造出一些难以理解的新词。

华:您说得很对!就我的理解,删除多余的文字叫做“简”,不写晦涩难懂的句子和词则是“洁”。我们现在有不少教育研究者的成果本来还有点价值,但就是因为行文晦涩难懂,因此使那一点点价值又贬值殆尽。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作为评价教育研究成果水平的一个硬指标。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希望成果和作品的价值能够最大化,而价值的体现就在于有多少人受到了你的研究成果的正面影响。如果成果的文字表达晦涩难懂,就等于减少了受益者数量,从而降低了价值。

我:很赞同各位的观点。我想补充两点。关于不生造词汇和浅显易懂,我记得有一次《求是》杂志的一位编辑跟我聊起文章的表述问题时跟我说:真佛总说家常话。我想,这可能就表明这份杂志所希望的稿件应该是既有深度又通俗易懂。另外一点是,不久前看过一篇著名学者专门探讨学术著作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同样内容的成果,越是能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的东西就越体现学术价值。我很认同他的这一观点。所以我也一直很注意研究成果表述的简洁易懂。

此外还想请教一下各位,简洁的表述是否包括用直观的图表来表述比较复杂的内容?我和一些朋友翻译过一本《学习方略》,其中就谈到,学生读书时千万不要跳过那些图表,因为图表往往是比语言更简洁表达思想或者表达复杂事物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要求,因为有些问题不一定适合用图表。

外:这个意见很好,应该作为衡量成果水平的参考。我确实也读过一些文章中的某些内容,觉得如果用图表来说明似乎效果更好。不过这一点把握起来不太容易,因为有些成果毕竟无法或适合用图表来表达。但我赞成作为一种非硬性指标或要求,让作品撰写者能有这方面的意识,也就是说,在研究者的头脑中时刻保持着以图表形式来说明问题的“准备性”。

华:我也赞同。这方面不能操之过急,但有这种意识总归是好的。

以上是关于教育研究成果水平除了创新性以外的四个“指标”或评价标准。说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本文了。但每次讨论这个问题并得出一些公认应该遵循的“指标”时,总会有一个几乎都想到的问题作为“余兴未尽”的话题,这个问题就是:一篇很有创造性的论文会不会同时具备或同时不具备上面列出的那四个“指标”?对这个问题,几次讨论记录中都没有结果。有专家认为,完全违背这四个指标的成果,不可能是创新性成果,理由是,至少有创新的成果逻辑性也不会太差,不然就很难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缺乏逻辑思维就不会取得创新性成果。至于其他三个指标,多数专家觉得不太好说。但从文风上,提倡语言逻辑性和表述简洁总是没错的,特别是当前的“八股回潮”现象,确实应该引起重视。至于研究方法,这要因研究课题的性质而定。我想,这个问题就留待以后进一步探讨吧。就我自己的认识而言,不管别人怎么看,座谈中提出的四条标准或指标,是我一直以来都尽力去遵循的,而且如果再写论文,也会以此作为要求。

以上座谈摘录仅供同仁参考。也欢迎同仁补充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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