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毛泽东的独特魅力初露锋芒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迎来短暂的和平曙光。蒋介石顺势发出“共商国事”的邀约，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前往重庆商讨未来。

这场谈判引发了极大的关注，甚至被认为可能决定中国的前途。然而，谈判的实质内容却让在场的中共代表们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

国共双方似乎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国民政府的傲慢态度，以及毫无诚意的“和平条约”，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协议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对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期间，他们得以首次近距离观察毛泽东。毛泽东与柳亚子等人谈笑风生，诗词、书信往来不断。

毛泽东甚至赠送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柳亚子看后连连称赞，挥笔写下《二韵与毛主席咏雪诗》相和。这首诗立刻让毛泽东在知识分子圈中声名大振。

此后，尽管国民党的出版管制严格，但《沁园春·雪》私下流传，甚至不少学者私下传抄，毛泽东被视为一位拥有卓越文学才华的领袖，带有一股磅礴的气度，慢慢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好感和尊敬。

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被妒忌所困，指令属下写诗压制毛泽东的风头。令蒋尴尬的是，他手下那些“吃粮不事事”的文人竟写不出任何像样的作品。

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雪》，无意间为共产党赢得了不少文人的好奇心与好感。文人们逐渐看清楚，原来共产党并不是如传言般“粗野”，而是有内涵、有文化的。

国统区的衰败和中共根据地的朝气

1946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正式“还都”，宣布国民政府将继续掌控大局。然而，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根本没料到此举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极大不满。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这些知识分子对和平有着深深的渴望。可他们很快发现，蒋介石不仅未将和平诉求放在心上，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高压政策，全面镇压各地的抗日武装，肆意打压民主人士，甚至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学者。短短的时间里，社会的不满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随时可能喷发。

与此同时，共产党根据地的消息也开始陆续传来。在解放区，普通百姓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女性开始受教育，土地分配公平。

这些正面消息让在国统区生活的文人们十分向往。相比之下，国统区内派系林立、官僚腐败，贪污成风。文人们用笔杆子反映这些现象，但他们的声音却被层层封锁，丝毫看不到希望。

知识分子，尤其是这些曾留学海外、思想开明的学者，对社会的进步充满期待。

南京、上海街头的腐败现象，甚至连街坊老百姓都不屑一顾，他们怎会看不清？

随着中共根据地不断释放出尊重知识、保护学者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共产党是否才是更好的选择。

1946年5月到6月，国民党新上任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开始频繁与各大学校长、教授接触。他还特意举办了几场“名人聚会”，邀请一些“老同学”来“聊聊天”。

然而，这些学者并不领情，很多人甚至避而不见。吴国桢怎么也想不明白，昔日的同窗好友，怎么就不愿意为国民政府出头呢？

事实上，知识分子们此时已经对国民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大失所望。

蒋介石以“共商国事”为名，将一批批学者邀至南京，却空谈“为国家大业”后毫无实质性政策，甚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们的心。民盟的罗隆基和章伯钧就是其中的代表。

蒋介石甚至许诺他们可以随意挑选“部长”职位，甚至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你们要什么就给什么”。

章伯钧的回答却让蒋介石尴尬至极：“就是给我当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而罗隆基则以一种讽刺的口吻回应：“我要当就当外交部长，我会讲英语，绝对可以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这些书生意气的回答，让蒋介石既无奈又愤怒。知识分子们用这样的回应，表明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和蔑视。

正是在这一时期，民盟内部许多成员已经开始与中共接触。

面对国民党的步步紧逼，甚至不惜采取武力镇压，知识分子越来越失望，转而寻求其他的出路。彼时的民盟和中共虽尚未彻底联手，但民间已有风言风语称，民盟将携手共产党，这在社会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及其手下的政客对这一动向十分忌惮，他们清楚知识分子如果全面倒向共产党，将会对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开始有意识地向知识分子抛出橄榄枝。共产党根据地开放报纸刊物的出版，甚至允许一些“中间派”的言论发表。这些举措与国统区内的“新闻封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私下交流，共产党的开放态度，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好评。两相比较下，国民政府的高压政策更显得不近人情、粗暴无理。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或许已经失去了解决国家危机的能力。

1946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学运行动，尤其是对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学潮”强硬压制。

这一行为让知识分子深感震惊。一批热血青年学子被捕甚至遭到枪杀。

此举彻底激怒了知识分子。南京街头流传着愤怒的反对声，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手。面对知识分子的质疑，蒋介石选择视而不见，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政策。

对于当时的一些中立派学者来说，1946年无疑是他们对国民政府最后的“试金石”。

不久后，物理学家吴有训、闻一多等众多学者纷纷公开表态，站在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吴有训更是毫不掩饰地说：“三民主义让蒋搞成了三迷主义，腐败至极，注定失败！”知识分子们看得透彻，清醒而绝望。于是，留在大陆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