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柏坡，是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一个普通小山村，这里位置偏，规模小，只有七八十号人。

在这片山坳里，有四间不起眼的低矮土房，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四间房子，自东向西，住着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

1948年4月，周总理和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与一年前来这里的刘少奇和朱德会合，5月，毛主席也来了。

从此，“五大书记”在这里擘画出一幅新中国的蓝图。

1948年，是打大仗的一年。这一年，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来到西柏坡后，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胜利。看着频频发来的捷报，毛主席的心情很是不错，他相信，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这天，心情颇好的毛主席让警卫员抱来一堆卷宗，这些卷宗是从边区送来的，由于公务繁忙，毛主席一直未能处理。

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翻开了这些卷宗。当他打开一份积压已久的命案时，他的好心情却戛然而止。读着这份档案，毛主席的眉头越来越深，手里的香烟也越捏越紧。看到最后，他用力把香烟捻灭，拿起笔写下批示：“……

要处决！

”

是什么触怒了毛主席？这个被处决的人是谁？他到底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行呢？

从抗日名将到杀妻犯

1947年2月，农历正月初二，晋察冀边区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氛围，河间黑马张庄正沉浸在一片欢腾中，乡亲们和战士们一同扭着秧歌、唱着歌、跳着舞、还编排了各种戏剧，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各种笑容。

就在此时，三声刺耳的枪声打破了节日的喜庆。

听到枪声，大家都警惕起来，负责警卫的战士们迅速寻找枪声来源。四处检查之后，战士们来到了

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

的家，枪声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929年，红军开辟了闽西根据地，这时，有几个闽西南人先后跑来参军，他们是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他们几人因为作战勇敢却忠诚可靠，所以在长征结束后，纷纷升成了团级干部。

抗战爆发后，黄寿发担任晋察冀一军区司令，从1939年到1944年，一分区所有的军事成就，都李你开黄寿发。1940年百团大战，晋察冀军区在河北涞源发起攻击，黄寿发的人物是阻挡涞源县北边的几千日军前来支援。涞源战役一打就是好几天，黄寿发率领战士们死守阵地，没有放一个日军过去。

1941年反扫荡，我军和日军在梯子沟狭路相逢。当时，我军队伍里大部分是担任文职工作的女同志，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千钧一发之际，杨成武下令，让黄寿发殿后。

黄寿发也不负众望，带着侦察连拼死抵抗，为大部队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可以说，如果黄寿发按照正常水平发展下去，凭借着这样的资历和战功，等到55年授衔不是中将，也是个少将。

但可惜的是，西柏坡发生的那件事，让一切功勋都化为乌有。

战士们握着枪，冲进黄寿发家的大门，正屋的门大敞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传了出来，里面躺着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冲进去一看，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手里还握着一把枪。这个女人，正是黄寿发的妻子——何茵。

何茵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富商家庭，抗战开始后投身革命，在冀中军区担任报务员。在军区里，何茵是有名的一枝花，很多战士都喜欢她，黄寿发也不例外。

第一次见面后，黄寿发就对何茵展开了激烈的追求，那个时候，黄寿发刚刚30，又立下过赫赫战功，官职也很高，没过多久，两人就互生情愫，结为夫妻。

抗战胜利后，何茵成为冀中军区电报处主任，平日里和丈夫聚少离多，只有逢年过节时，两人才能团聚。谁能想到在过年的时候，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乍一看，何茵是死于自杀，但是保卫部仔细分析后，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何茵手里拿着的居然是黄寿发的配枪。

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应该明白枪不离身的军纪，可黄寿发的枪不仅出现在案发现场，还有发射过的痕迹，枪管还是热的呢。

侦查员马上找来黄寿发问话。结果他一开口就让侦查员大吃一惊：

“没错，是我开的枪。”

黄寿发承认了他朝何茵开枪，但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在与何茵争夺之中不慎扣动了扳机，而致命的一枪是何茵自己开的，

何茵是死于自杀。

当时，

何茵已经怀胎数月

，夫妻俩究竟有什么仇怨，让黄寿发对自己的妻子开枪，竟然连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放过呢？

一失足成千古恨

带着这些疑问，侦查员继续进行调查，他们从黄寿发的警卫员卞振海口中，得知了一个黄寿发的秘密。

1945年，黄寿发和何茵有了一个女儿，因为他俩工作都比较忙，就请了一个小保姆照看孩子。

起初黄寿发还比较正常，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动了一些“歪心思”，和保姆发生了一些不正当关系。

何茵再次怀孕后，就不再那么忙了，经常待在家中休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对黄寿发来说却是苦不堪言。何茵在家，他就不能和保姆“鬼混”，因此他经常发脾气。

何茵心思比较细腻，就发现丈夫变了很多，对她也不怎么关心了。何茵以为是两人长时间分离，感情有所淡化，可无论她怎么想办法恢复感情，丈夫都无动于衷。这时，何茵才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他出轨了，和照顾女儿的保姆。

有一天，何茵正好撞破了丈夫和保姆的龌龊。那一瞬间，她感到天旋地转，又怒又悲。何茵和黄寿发大吵一架，留着眼泪说：

“你现在就把她赶走，不然我马上就去举报你！”

经历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对政治道德方面管控得十分严格，这件事一旦被组织指导，他的所有成就都会化为泡影。所以一听到何茵要去举报，黄寿发一瞬间对她起了杀心。

过了几天，黄寿发找到警卫员卞振海，让他除掉何茵，卞振海一听，大惊失色，自然不肯干。他反复地劝黄寿发千万不能做傻事儿：“参谋长，那可是您的妻子啊！”

黄寿发把卞振海大骂一顿，警告他一个字都不许声张出去，卞振海以为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就没往外说，殊不知，黄寿发已经下定决心，要亲自下手了。

正月初二，何茵有事要回电报处一趟，在她即将出门时，黄寿发举起手枪，对着她连开三枪，然后把手枪放在他的手里，伪造出一个自杀现场。直到倒在血泊里的那一刻，何茵仍不敢相信黄寿发如此狠毒，他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放过。

听到何茵的死讯，卞振海完全愣住了，他下意识地想到黄寿发让他做的那件事。面对侦查员的询问，卞振海一五一十地把事情都交代了出来。

掌握了如此重大的线索，侦查员立马将案情进展报告给了司令员孙毅，孙毅立马派人把黄寿发押来，拍着桌子问他何茵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黄寿发仍在抵抗，他一口咬定何茵就是自杀，但是孙毅直接将两份文件甩了过去。黄寿发拿起文件一看，脸色立马变得十分难看，这是卞振海的笔录和何茵的尸检报告。

何茵已经怀孕了，她自然不可能自杀。

黄寿发终于低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认罪伏诛军法严

黄寿发杀妻案在晋察冀边区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要如何处置黄寿发呢？

对这个问题，军区内部有两种意见：一些人说自古以来就是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寿发不但搞婚外情，还杀害发妻，一尸两命，罪大恶极，应该给他吃枪子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黄寿发是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许多功劳，目前即将开始大决战，对这样的战斗骨干，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两种声音，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黄寿发的判决一直悬而未决。于是，案件的卷宗一层一层上报，最后摆在了毛主席的桌上。

毛主席看完卷宗后，一下就想到了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

1937年在延安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在延河边上枪杀了女方。

这起案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国民党也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在黄克功被关进监狱后，他的几个好友来看望他，说中央在研讨此事时意见不一，有不少人想让他戴罪立功。黄克功心里闪烁着希望之光，他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陈情信，请求看在他为党多次出生入死的份上，留他一命，让他到战场上将功赎罪。

毛主席阅读了这封信后，亲自提笔给边区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要求他在执行死刑前向群众宣读，信上这么说：

“……在国家危难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听完毛主席这封信，黄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头，他最后是以一种被驯服的状态走上了法场，被立即执行了枪决。

十年后，又出了黄寿发案，这期案件性质比黄克功案更恶劣，解放军内部怎么能容忍如此目无法纪的行为？毛主席极为愤怒，立刻做出批示：

“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要处决。”

此时的黄寿发在看守所里已经度过了一年时间，一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但足以让黄寿发这个名字被人们遗忘了。

自己的判决一直下不来，解放战争又逐步深入，黄寿发似乎看到了戴罪立功的希望。但毛主席的批注打碎了他的幻想。

1948年底，晋察冀军法处对黄寿发进行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两起案件的发生，使毛主席意识到：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军在数量上快速增加，部队的政治教育跟不上，各种不良作风滋长较快。

为此，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始整顿军队纪律，增强团结纪律性，提高全体战士，尤其是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意识与政治觉悟。

一个人目无法纪的行为断送的是自己的前途，而一支部队在战场上不能完成军令，断送的是整个战局。依法治军、违法必究的态度，是党和解放军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出轨杀妻，国民党将领张宗灵不仅没被逮捕，反而立马返回了部队。还是在宋庆龄和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上书，才让蒋介石把他押解至南京。

就算如此，在胡宗南等人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又秘密释放了张宗灵，为了掩人耳目，张宗灵更名张灵甫。

张灵甫感激涕零，发誓要为党国尽忠，结果在孟良崮战役迎来惨败。且不说最后战争走向，就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国共两党谁胜谁负，不是展现得明明白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