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汉朝军队与匈奴漠北之战后，匈奴向西北退却，盘据阿尔泰山以南与汉廷抗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匈奴以西受匈奴挤压和控制的乌孙[1]、大宛[2]、康居[3]、大月氏[4]、大夏[5]等族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公元前104年，又派李广利出征并击败大宛，匈奴“右臂”被断。此后，东汉和随后的曹魏继续汉武帝时期的反击政策，匈奴南下不得，被迫向西进行大规模迁徙。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反击匈奴的决策颇有微词，认为他不够慎重，因而“建功不深”。他说：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已；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6]

这意思是说：俗人谈匈奴之事，其弊在为取宠一时，因而极力谄媚奉承，进上虚言，以突出其片面意见。这些人全然不考虑敌我利害；将帅们也倚仗中原国土广大，士气昂扬，君主依此决策并因此“建功不深”。

现在回头看，司马迁的评论反映的是局部真理，这是他的知识不能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如果把汉武帝的反击匈奴的决策放到当时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就会认为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是一位逆天时而强势开辟历史进程的伟大君主。如果没有汉武帝的果断反击并迫使匈奴西迁，那此后欧洲日益破碎的版图可能就会先在中国出现。

据《汉书》记载，匈奴被打败后，“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7]。就这样，在西遁于乌孙的匈奴人的冲击下，西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匈奴冲击乌孙，乌孙冲击大月氏，继而大月氏人冲击塞人[8]和大夏[9]。在北方，击败乌孙人的匈奴人，继续西进冲入位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康居，公元4世纪末，又击败位于今南俄顿河以东的奄蔡（又名阿兰）[10]。就这样从公元前2世纪初始，一支被汉武帝击溃了的败旅向西层层推移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至公元5世纪时竟释放出足以冲毁整个罗马帝国的巨大能量：在因天寒无法北退、南下无望，而西进又日趋温暖的历史条件下，游牧民族的人口只能由东向西洪水般地压去，远距离的行军使各氏族组织日益军事化并一路将原住民用暴力打散，形成铺天盖地的力量向罗马世界压去。

以下是竺可桢先生提供的“10 000年来挪威雪线高度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

我们由竺可桢先生提供的“10 000年来挪威雪线高度与5000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可以进一步看出，公元1世纪后欧洲气温在上升，而中国气候在大幅跌落。[11]公元1世纪初至公元270年间，中国“气候寒冷，且波动中逐渐趋冷，平均气温较今大致低0.5℃”。[12]此时正值中国西汉末经东汉、三国至西晋初年间。汉武帝大规模的反击匈奴政策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力量反推向天气日暖、生存压力正在逐渐缓解的欧洲大平原，这大大缓解了后来西汉和东汉末期的社会危机。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汉武帝起始的积极、坚决和长时不懈地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政策，若再考虑到罗马的力量也正在向东方迅速扩张的压力，那后来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的“蛮族入侵”，可能就会发生在同期的中国，同样被“蛮族”冲散的欧洲版图可能也会发生在同期中国。汉武帝在天时不利的寒冷时期倾其全部资源抵住了匈奴南犯的压力，这不仅再造了中国的历史，也同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扭转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Frederich J.Teggart）在《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一书中分析了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

在上述期间里，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这段时期发生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上的起义和侵扰就达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发生的9次就是发生在中国天山东部的车师后王廷和吐鲁番地区的战争之后，其余31次发生在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动乱，则相继爆发于罗马帝国东线，尤其是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战争之后（罗马时代的史料少得可怜，31次中仅3次有记载，而且不曾提到关于多瑙河下游的战争情况）。即使只有一些极为简略的缩影，我们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多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13]

在考察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系列骚乱时，本书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它表明中国这个极重要的国家对于遥远的西方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和政策却并不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诸多入侵事件，只不过是随着中华帝国局势发生变化之后而出现的复杂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14]

三至五世纪，世界气候转冷[15]，此间全球北方游牧民族被迫向南迁移，这造成中国东汉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间的五胡十六国[2]的混乱和欧洲古罗马的灭亡。黑格尔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16]，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17]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三至五世纪世界气候转冷，那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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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孙，公元前2世纪初叶，乌孙与月氏均在今甘肃境内敦煌祁连间游牧，北邻匈奴。乌孙王难兜靡被月氏攻杀，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冒顿单于进攻月氏。月氏战败西迁，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久在当地游牧的塞人。后老上单于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合力进击迁往伊犁河流域的月氏，月氏不敌，遂步塞人后尘亦南迁大夏境内。在塞人与月氏大部南下以后，乌孙便放弃了敦煌祁连间故土，迁至伊犁河流域与留下来的塞人、月氏人一道游牧。

[2 大宛，古代中亚国名，是中国汉代时，泛指在中亚费尔干纳区域居住在大宛附近各国图的国家和居民，大宛国大概在今费尔干纳盆地。

[3] 康居，古西域国名，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东界乌孙，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

[ 4]大月（音肉）氏（音支），公元前 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或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

[ 5]翦伯赞认为大夏为“希腊人在东方的唯一避难所”，“张骞西使之大夏，实为西史上所称之巴克特里亚”。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6 ]［汉］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9页。

[7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7页。

[8 ]塞人（Sacae或Sakas），亦称塞种人，原是住在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约在公元前160年，塞种人被匈奴人和乌孙人所迫的大月氏人驱赶，被迫分三支迁徙：一支向南迁徙，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南亚，消灭了几个希腊人王朝，在罽（音记）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建立国家，南迁者曾到达今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印度中西部）地区，另一支向西进入安息（帕提亚）东南，在今伊朗锡斯坦地区建立塞人国家。参见《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99页。

[9 ]《汉书·张骞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徒大夏地。’”“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6、1273页。

《后汉书.西域传》：“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5页。

[ 10]《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志》载：“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笔者注）、东南与康居接。”［晋］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页。

[11] 葛全胜等认为“欧洲在公元前300～公元400年时气候相对温暖，但公元207年、公元221年存在严冬现象；挪威在公元前250～公元450年相对温暖，并于公元初达到最暖，之后持续降温，并在公元250～450年降至低谷。”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12] 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13] ［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前言》，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5月，第3页。

[ 14]［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前言》，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5] 参见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16]“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

[17] “更加温暖的气候给北欧带来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好的收成，这使得原本边缘化的土地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等到中世纪暖期逐渐消退，农民已经将曾经的森林开垦成可供耕种的广袤土地，在西欧大约砍伐了一半的树木。”［美］伊恩·莫里斯著，钱峰译：《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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