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是一种想象，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就不完整丨上书房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开启了大家对中国志怪故事的探索，借着风潮，我们想和大家聊聊“鬼”这个存在。
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在早期中国，人们认为鬼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长什么样？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鬼，如何想象它们与生人的关系？鬼在信仰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文学、艺术，并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鬼变得可怕？是什么让它们充满恶意？又是什么让它们也很脆弱？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温和的方式谈论鬼，以及为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这或许会是最科学的走进“鬼”的方法。以下内容，摘自《早期中国的鬼》，作者蒲慕州，限于篇幅，内容有删减。
作者: 蒲慕州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黄咨玄
秦汉官方宗教的本质
文 蒲慕州
最重要的官方宗教活动，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在泰山（太山）举行的祭天地仪式。他在《史记》的《封禅书》开篇评论如下：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这段话指明，在他看来，国家认可的宗教活动与政治权威的建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权威是由上天赐予吉兆的方式背书认可的。从司马迁的描述来看，秦汉政府在构建官方宗教仪式体系方面是一致的，旨在确保国家的强盛和皇帝个人的福祉。这种官方宗教仪式包括对天神和自然力量的崇拜。我们固然不能说在司马迁的时候，官方宗教活动的思想和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官方宣导的学说，但《礼记》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官方宗教仪式的通则：
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
总之，统治机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按照自己的政治地位，按照等级秩序履行自己应尽的宗教职责。然而这种看似有序的制度却不能说是完全合理的设计，因为皇帝和朝廷上一些有影响力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往往可以而且确实对官方宗教仪式进行调整和改革。改革或调整的理由因情况而异。因此，在某个时候是“官祠”，即得到政府承认和财政支持的祠祀，在情况改变后也可能成为“淫祠”，即非法崇拜。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变化都与地方阶层所建立起来的那些宗教仪式有关。这并不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国都举行的那些宗教仪式活动，也经常面临改革和重组……从《史记》和《汉书》中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皇帝及其顾问在建立和废除各种宗教仪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个皇帝都可以根据他从他的顾问——包括在朝文人官员和方士——那里得到的说法来增加或取消任何数量的宗教仪式。建立宗教仪式的理由很简单：确保国家和平昌盛、统治者长寿和皇室合法性。任何声称能够满足这些功能的宗教仪式都可能有机会获得皇室的支持。另一方面，那些被怀疑无效或不规范的宗教仪式则有必要废除。因此，官方的宗教仪式除了符合敬畏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外，并不能真正被认为是建立在一个连贯、稳定而又清晰的理论基础之上，更不用说一整套能自圆其说的系统化神学。
从管理的角度看，汉政府采取了逐步控制全国众多宗教仪式的政策。首先，从汉高祖开始，以巫为代表的各种地方宗教仪式被带往首都长安。因此，首都借由展示各种地方宗教仪式来作为一统国家的象征，虽然这也并不完整。当然，这并不代表地方性的宗教仪式在原本根据地就完全消失。其次，通过支持特定宗教仪式，在汉高祖（前202—前195在位）和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的统治下，政府试图控制地方性的宗教活动，这是将国土整合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即位后，更多的宗教仪式被添加入官方的名单。其三，政府通过认可“官祠”来区分“淫祠”，试图强化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体系，即天人感应宇宙框架下的儒家社会伦理，尽管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晚至东汉时期才发展起来。
《史记》中的《秦本纪》，有一则趣闻：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下提起鬼，说明令鬼办人事的思想是普遍的想法。由余的话显然并不是意味着人真的可以命令鬼来为人效力。但是，这种想当然耳的表达方式，说明这个想法在他那个时代——或者准确地说，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的语言中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当汉武帝的舅舅田蚡病重时，被人看到精神饱受折磨且痛苦地嚎叫。有人怀疑他被鬼缠住了。一个能看见鬼魂的巫者被召来，他说确实看到有两个人的鬼魂就在他的床边，想要杀死他。这两个人是魏其和灌夫，两个因朝廷政治权力斗争而被田蚡早些时候处决的高官。田蚡最终死了。现在可以在这里做出一些观察。首先，故事的出现很可能是为了对田蚡这个人物做出间接的道德判断，因为司马迁将他描绘成一个狡猾且善于操弄权谋的人，应该为杀死魏其和灌夫这两位殚精竭虑服务朝廷的好官而负责。
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这个鬼故事是不是真的，司马迁将这次鬼袭击的事件写入田蚡的传记中，就是为了证明他的罪有应得。其次，为了让故事更有说服力，司马迁应该不会不使用当时人们普遍心态中会觉得至少有些可信度的元素。按照这个逻辑，冤鬼报仇正是人们普遍心态中能够接受的想法，就好像由余所说的那样，鬼可以为人驱使而工作。田蚡与鬼的故事显然是家喻户晓，甚至比司马迁晚几乎两百年的王充（约27—97）也在他谈论鬼的论述中引用了这则故事。
在他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汉武帝沉迷于信仰鬼神，最终导致了一场几乎推翻整个王朝的灾难性事件。公元前92年，当武帝出京城前往皇家行宫甘泉宫时，长安发生了一起巫术事件。这基本上是卫太子与宫廷其他派系之间争夺皇帝恩宠的一串连续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皇上宠臣江充发起对皇太子的控诉，指控他施展巫术和召唤鬼来伤害皇帝。由于江充曾经得罪太子，生怕太子报复。他利用早先发生在长安的有关巫术谣言的机会，设计在皇宫内挖掘出木偶人，来作为谋害皇帝的巫术证据。皇太子措手不及，也无法及时与当时不在都城的皇帝沟通，为了自保，遂将江充处死，仓促举兵与禁卫军发生冲突。这场事件以皇太子自杀和数千人死亡而告终。尽管武帝的个人信仰和衰弱的精神状态可能是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正如后世常评论的那样，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信仰鬼、巫术和驱鬼的氛围，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类事件的爆发。
据说汉成帝（前33—前7在位）晚年沉迷于崇拜鬼神，不过我们应该理解为他崇拜各种的灵。王莽（9—23在位）结束汉朝并迎来了短暂的新朝，而他也惧怕死亡，并推动了无数崇拜鬼神的宗教仪式。东汉时期，每年年底都会在首都举行一年一度的驱除邪鬼的仪式，又叫大傩（稍后详述），这足以说明人们在生命中和生活环境中存在着一种对鬼的普遍恐惧。
上述例子表明，对鬼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政朝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不能被视为仅是反映了执政阶层的文化，因为有证据表明，特定宗教仪式的思想往往是从社会底层向上传递到朝廷的。长陵的“神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受雇于朝廷的越巫是另外一个例子。这种鬼文化认识到，某些鬼可以通过造成痛苦或疾病，或是提供长寿的秘密来影响一个人。此外，这种影响基本上仅限于个人层面，因为确保国家福祉的责任更多是国家宗教仪式所崇拜的那些高等神祇。检视对人外力量的信仰的证据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都和与鬼打交道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审视一些对社会的批评来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东汉学者王充是民间信仰和宗教仪式的狂热反对者，他的《论衡》中的文章证实了在他的时代鬼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他对当时习俗和观念的记述来看，鬼基本上被认为是只会带来痛苦和恐惧的邪恶东西。王充试图通过他的常识和物质主义式的方法——例如他的气观念——来反驳这些对鬼的信仰。例如，“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王充的说法当然也不是没有漏洞，因为人们实际上相信有动物的鬼魂存在。尽管如此，他对生命持有物质主义式的观点，认为使人（或动物）“活着”的是“精气”：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王充在《订鬼》一章中批判了当时许多关于鬼存在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鬼现象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只引用该章的部分文字，便足以表明他的立场：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惧。故得病寝衽，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故凡世间所谓妖祥、所谓鬼神者，皆太阳之气为之也。太阳之气，天气也。天能生人之体，故能象人之容。
因此王充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1）鬼是心生幻象；（2）鬼是太阳的气变化为人形的缘故。前者是心理学的解释，后者是物质主义式的解释。虽然我们不必争论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立场，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他非常努力尝试消除鬼存在的想法。此外，他反对鬼存在的论证方法是基于一种逻辑，即检验所谓的鬼事件的普遍适用性。如果个别情况不能在逻辑上适用于一般情况，则它不可信。如果鬼报仇是因为他没有被适当地埋葬而出现，那么那些没有被安葬的人按道理应该都变成寻仇的鬼，骚扰整个世界。然而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伯有的鬼因为冤死而出现，那么所有被刺杀的统治者应该都变成鬼来报仇，但他们没有。
显然，王充是少数人，他的声音更多的只是反证了鬼信仰的普遍，而不是任何能够显著改变这种情况的言论。因为一般民众的心理与王充的推理正好相反。问题的核心当然是“鬼”概念的存在深深植根于集体心灵，因此否定它存在的理性论据，如王充和历史上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所尝试的，并无助于遏制人们对鬼复仇的普遍信仰。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巫蛊之祸证明了普遍害怕鬼的这股力量，成为宫廷血腥斗争和派系倾轧的催化剂。《后汉书》中方士和其他人的传记中也不乏各类故事和轶事，里面常常记载了以驱鬼术来驱赶恶鬼。
尽管汉代的官吏/文人在遏制民间宗教仪式方面经常站在政府一边，但他们与地方宗教仪式的关系看起来却是有些暧昩。一方面，废除不属于政府管辖范围的“淫祠”是帝国的政策。正如许多故事所提到的，汉朝官员经常与当地的宗教仪式进行斗争，并试图废除“迷信”。但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官员们并不完全反对地方宗教仪式。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禁止一个地方宗教仪式可能会给负责该宗教仪式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普通信徒带来巨大的心理损失。
的确，当我们谈论某些宗教仪式的建立或废除，所涉及的问题可能不仅止于这些宗教仪式是否被政府视为迷信而已，还有当地仪式负责人对资源引进和控制的问题。由于缺乏证据，宗教仪式崇拜的经济面不容易讨论，但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这是了解宗教机构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国家的批准，一个宗教仪式就必须能自给自足，承担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因此，官员的行为可能与这类经济问题有关，而无关于崇拜的性质：“淫祠”是不是“道德上有问题”不一定是主要的关注点。
丧葬习俗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对鬼的信仰。我们在《日书》中提到驱鬼文书是对于鬼和灵流行信仰的见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鬼袭击的关注充斥在整部《日书》之中。这种在坟墓中随葬诸如《日书》之类的文书的习俗表明，人们在生活中对劾鬼有用的东西也被认为对阴间的死者有益。《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了皇家图书馆收藏有许多驱鬼文本，也间接证实了《日书》的存在和广泛流传。此外，葬礼期间必须完成驱鬼仪式。这不仅在《仪礼》和《左传》等经典中有所提及，而且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在东汉墓葬中发现的一份仪式文本包含了以下这段对抗恶鬼的符咒：
乙巳日死者，鬼名为天光，天帝神师，已知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南山给□, 令来食汝。急如律令。
这段文字表明，人们相信有天帝和仙班组成的神界官僚机构。与人世间的朝廷类似，掌权者可以颁布法令，将不受欢迎的成员，即鬼魂，驱逐到遥远的地方。但是请注意，上引文献中提到的鬼实际上是死者本人，而咒文的内容是为了让死者远离生人。因此，这段文字也至少从某种角度见证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用孔子的名言“敬鬼神而远之”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鬼通常都对人怀有敌意，而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不是和解就是敌对。对于向往富贵长寿的人来说，与鬼打交道不可避免：任何人对理想人生或来生的愿望，都离不开和鬼或灵把账算清楚。人的愿望只有在鬼被安抚之后才能实现。因此，不论在国家级仪式中对伟大的天地力量展现出多少的崇敬，当人们必须解决眼前的问题时，这些伟大的力量都被置于日常生活的脉络之外。
记载于《史记·封禅书》或《汉书·郊祀志》的官方信仰仪式和帝国礼制，虽然在都城及全国各地实践，同时也被同样从宫廷传播到农村的由各种宗教仪式和习俗所代表的鬼信仰加以补充，甚至被盖过风头而黯然失色。
文 编辑韩哈哈
资料提供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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