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为何不关注“人种论”？-千龙网·中国首都网
来源标题：近代国人为何不关注“人种论”？
◎唐山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除中国之外的所有革命都是‘白人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是与马丁·路德·金齐名的黑人民权运动家马尔科姆在演讲中说过的话。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者常以中国为榜样。马尔科姆便认为：“就像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让中国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受到尊重一样，当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非洲时，非洲血统或非洲血统的人将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受到尊重，即使在美国。”
另一位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则两次访华：第一次在1959年，91岁的杜波伊斯在中国整整待了8个星期，“参观了所有大城市”；第二次是1962年，当时杜波依斯已94岁。
吸引他们的原因在于：作为革命后的社会，中国却没接受种族主义。他们对此深感好奇。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革命主义”的评价在变化，但少有人注意到，“革命主义”也是多元的，该怎样更深入、更具体地去看问题，孙江先生的这本《人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
“人种论”是狡诈的语言装置
宏观看，全球近代化是以法国革命为源头的一系列革命的产物，包括美国革命、十月革命、明治维新和中国革命等，彼此虽千差万别，却有共通性，即：都是以进化论为依据，形成进步史观，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从而在价值层面，“成为强者”首次压倒了“成为善者”，“民族利益”高于“人类公理”。
作为革命的副产品，强者奴役弱者被视为“天演之理”。
正如杜波伊斯所说：“在人与人之间和人种与人种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任何博爱主义所不能也不应当消灭的：文明是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因此较弱的民族和个人都将逐渐埋没，而强者将接管这个世界。”
曾经宽广的地球突然变狭窄，“强者”们开始索要“民族的生存空间”。潜台词是，只有消灭异己，至少让异己永无翻身可能，才能巩固强者地位，子孙后代才更安全。
在此过程中，塑造出最恶毒的概念便是：人种。
人类本同源，虽有肤色、体质、头型、发色、身高等遗传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在不同自然环境中长期适应的产物，并非“本质差别”。人类只有一种。从基因角度看，我们与邻人间的差异，可能远远大于与万里之外的人的差异。
然而，“人种”是一个狡诈的语言装置。一旦追问“什么是人种”，事实上便已陷入其设置的认知陷阱中。
日本人咋成了希腊人？
一个简单问题便足以扭曲记忆，如问题中预设价值判断，大多数人会沿着提问者的语境去回答，重复训练之后，这些价值判断就会被当成“常识”“基本事实”，被人们接受。输入什么样的信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改变输入信息的方式，即可塑造观念。
“人种论”的恶毒在于：它预设人分不同“种”，有的“人种”更低级，只有将其消灭，人类才能进步。
“人种论”倒因为果，却迎合了人类认识中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在演绎逻辑包装下，形成欺骗性。在近现代史上，无数优秀人物投身其中，为它寻找“科学证据”，进一步推涨了它的影响力。假科学之名，“人种论”不仅被“强者”们广泛接受，且得到“弱者”们的认同。近代日本即为显例。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自由主义尚属主流，在“人种论”鼓噪下，早期的“文明论”者多转向“人种淘汰论”。福泽谕吉便认为，欧洲白种人“精干聪明，有达到高度文明之情性，此人种为最佳”。他的学生高桥义雄则写出《日本人种改良论》，主张“和洋通婚”，通过不断混血，使日本人最终变成白种人，福泽谕吉为该书写了序言。
日俄战争取胜后，日本全民振奋，反复强调这是“黄种人首次战胜白种人”。对“人种论”不熟悉的中国人很难体会到，“人种论”曾给日本人带来的精神压力。
“亚非拉人民都是亲兄弟”
当日本人为“人种论”焦虑时，中国人却很少关注它。虽中学课本引入“人种论”，但不承认黄种人劣于白种人。比如中华书局1913年刊行的《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中，表述为：“五种中，欧罗巴种最强，差足颉颃者，惟我亚细亚种，余非奄无生气，即行将渐灭。”
清末民初，留日生中多惑于法国业余史家拉克伯里的“中华文明西来说”，1915年—1916年的国歌中，还加入“华胄来从昆仑巅”，认同此说法。但很快被否认，曾热衷于此的章太炎便改口称：“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
国人不关注“人种论”，主要原因是：
首先，中华民族原本就是“多元一体”，包容性强。
其次，重情感交流，不重演绎逻辑。
与中国人漠视“人种论”相对应，在日本受冷遇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却在中国被热捧。1901年，林纾、魏易译成《黑奴吁天录》，引起巨大轰动。译本与原著差距很大，却抓住时代的核心焦虑，即林纾所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黑奴吁天录》出版后，《新民丛报》特刊“醒狮”题诗：“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
汤姆大伯的苦难遭遇让国人感同身受，春柳社等先后以《哀汤姆》《黑奴恨》等名目，将其搬上话剧舞台。杜波伊斯访华时，还观看了新版《黑奴恨》。
“人种论”在日本被接受，最终引导日本走向战争，在中国却遭挫败。上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坚信“亚非拉人民都是亲兄弟”。这其中，既有中国文化重情理不重概念的原因，亦有革命主义高度重视平等的原因。二者结合，形成独特的历史景观。
警惕观念的自我殖民
荷兰学者冯客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中，刻意在扉页中写了一长段引文，大意是，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太白仙君烧黏土造人，第一个烧焦了，扔到非洲，第二个火候不足，扔到欧洲，最后一个烧得正好，留在亚洲。
冯客的意思是，从古代的“华夷之辨”，到这则传说，都证明中国人充满种族歧视。
冯客此论来自本质主义，相信万物皆有本质，只要是人，天生就是种族主义者，从而开脱了“白人的罪恶”——近代殖民的种种残酷，源于人的原罪，换任何人去，都会这么干，欧洲人不必特别内疚。
冯客显然混淆了两个概念：首先，“华夷之辨”的根本在文化认同，而非血胤决定论，只要接受中华文化，夷即是华。其次，不同民族间出现不谐言论，不等于是种族主义。
冯客用一个中国人都很少知道（至少很少有人当真）的民间传说，就认为中国人也会和当年的欧洲人一样，将上亿人变成奴隶，加以虐待。
不否认，中国近代学者在瓜分豆剖的压力下，且不熟悉全球话语体系，难免有错误言论，比如梁启超曾称“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黑人棕人惰而无智慧”，但他也曾表示：“虽然黑人的肤色与我们不同，但他们同样是上天的子民，有着与我们相等的尊严和权利。”
中国文化有自身的特色，只是常被过度溢美，乃至为空洞的“人同此心”遮蔽，导致我们常落入话语圈套中，或陶醉于琐屑的衣食住行等符号，或不辨语境、盲目反省——而两种进路皆通向虚妄。《人种》一书的优点就在于：厘清本末、还原事实，呈现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魅力。
值得警醒的是，随着网络普及，一些年轻中国网民对“种族论”表示认同，体现出观念的自我殖民的可怕。这赋予《人种》一书以现实价值：勿忘前贤曾经的选择与奋斗，将真正美好的传统传承下去。
◎唐山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除中国之外的所有革命都是‘白人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是与马丁·路德·金齐名的黑人民权运动家马尔科姆在演讲中说过的话。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者常以中国为榜样。马尔科姆便认为：“就像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让中国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受到尊重一样，当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非洲时，非洲血统或非洲血统的人将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受到尊重，即使在美国。”
另一位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则两次访华：第一次在1959年，91岁的杜波伊斯在中国整整待了8个星期，“参观了所有大城市”；第二次是1962年，当时杜波依斯已94岁。
吸引他们的原因在于：作为革命后的社会，中国却没接受种族主义。他们对此深感好奇。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革命主义”的评价在变化，但少有人注意到，“革命主义”也是多元的，该怎样更深入、更具体地去看问题，孙江先生的这本《人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
“人种论”是狡诈的语言装置
宏观看，全球近代化是以法国革命为源头的一系列革命的产物，包括美国革命、十月革命、明治维新和中国革命等，彼此虽千差万别，却有共通性，即：都是以进化论为依据，形成进步史观，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从而在价值层面，“成为强者”首次压倒了“成为善者”，“民族利益”高于“人类公理”。
作为革命的副产品，强者奴役弱者被视为“天演之理”。
正如杜波伊斯所说：“在人与人之间和人种与人种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任何博爱主义所不能也不应当消灭的：文明是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因此较弱的民族和个人都将逐渐埋没，而强者将接管这个世界。”
曾经宽广的地球突然变狭窄，“强者”们开始索要“民族的生存空间”。潜台词是，只有消灭异己，至少让异己永无翻身可能，才能巩固强者地位，子孙后代才更安全。
在此过程中，塑造出最恶毒的概念便是：人种。
人类本同源，虽有肤色、体质、头型、发色、身高等遗传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在不同自然环境中长期适应的产物，并非“本质差别”。人类只有一种。从基因角度看，我们与邻人间的差异，可能远远大于与万里之外的人的差异。
然而，“人种”是一个狡诈的语言装置。一旦追问“什么是人种”，事实上便已陷入其设置的认知陷阱中。
日本人咋成了希腊人？
一个简单问题便足以扭曲记忆，如问题中预设价值判断，大多数人会沿着提问者的语境去回答，重复训练之后，这些价值判断就会被当成“常识”“基本事实”，被人们接受。输入什么样的信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改变输入信息的方式，即可塑造观念。
“人种论”的恶毒在于：它预设人分不同“种”，有的“人种”更低级，只有将其消灭，人类才能进步。
“人种论”倒因为果，却迎合了人类认识中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在演绎逻辑包装下，形成欺骗性。在近现代史上，无数优秀人物投身其中，为它寻找“科学证据”，进一步推涨了它的影响力。假科学之名，“人种论”不仅被“强者”们广泛接受，且得到“弱者”们的认同。近代日本即为显例。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自由主义尚属主流，在“人种论”鼓噪下，早期的“文明论”者多转向“人种淘汰论”。福泽谕吉便认为，欧洲白种人“精干聪明，有达到高度文明之情性，此人种为最佳”。他的学生高桥义雄则写出《日本人种改良论》，主张“和洋通婚”，通过不断混血，使日本人最终变成白种人，福泽谕吉为该书写了序言。
日俄战争取胜后，日本全民振奋，反复强调这是“黄种人首次战胜白种人”。对“人种论”不熟悉的中国人很难体会到，“人种论”曾给日本人带来的精神压力。
“亚非拉人民都是亲兄弟”
当日本人为“人种论”焦虑时，中国人却很少关注它。虽中学课本引入“人种论”，但不承认黄种人劣于白种人。比如中华书局1913年刊行的《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中，表述为：“五种中，欧罗巴种最强，差足颉颃者，惟我亚细亚种，余非奄无生气，即行将渐灭。”
清末民初，留日生中多惑于法国业余史家拉克伯里的“中华文明西来说”，1915年—1916年的国歌中，还加入“华胄来从昆仑巅”，认同此说法。但很快被否认，曾热衷于此的章太炎便改口称：“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
国人不关注“人种论”，主要原因是：
首先，中华民族原本就是“多元一体”，包容性强。
其次，重情感交流，不重演绎逻辑。
与中国人漠视“人种论”相对应，在日本受冷遇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却在中国被热捧。1901年，林纾、魏易译成《黑奴吁天录》，引起巨大轰动。译本与原著差距很大，却抓住时代的核心焦虑，即林纾所说：“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黑奴吁天录》出版后，《新民丛报》特刊“醒狮”题诗：“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
汤姆大伯的苦难遭遇让国人感同身受，春柳社等先后以《哀汤姆》《黑奴恨》等名目，将其搬上话剧舞台。杜波伊斯访华时，还观看了新版《黑奴恨》。
“人种论”在日本被接受，最终引导日本走向战争，在中国却遭挫败。上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坚信“亚非拉人民都是亲兄弟”。这其中，既有中国文化重情理不重概念的原因，亦有革命主义高度重视平等的原因。二者结合，形成独特的历史景观。
警惕观念的自我殖民
荷兰学者冯客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中，刻意在扉页中写了一长段引文，大意是，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太白仙君烧黏土造人，第一个烧焦了，扔到非洲，第二个火候不足，扔到欧洲，最后一个烧得正好，留在亚洲。
冯客的意思是，从古代的“华夷之辨”，到这则传说，都证明中国人充满种族歧视。
冯客此论来自本质主义，相信万物皆有本质，只要是人，天生就是种族主义者，从而开脱了“白人的罪恶”——近代殖民的种种残酷，源于人的原罪，换任何人去，都会这么干，欧洲人不必特别内疚。
冯客显然混淆了两个概念：首先，“华夷之辨”的根本在文化认同，而非血胤决定论，只要接受中华文化，夷即是华。其次，不同民族间出现不谐言论，不等于是种族主义。
冯客用一个中国人都很少知道（至少很少有人当真）的民间传说，就认为中国人也会和当年的欧洲人一样，将上亿人变成奴隶，加以虐待。
不否认，中国近代学者在瓜分豆剖的压力下，且不熟悉全球话语体系，难免有错误言论，比如梁启超曾称“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黑人棕人惰而无智慧”，但他也曾表示：“虽然黑人的肤色与我们不同，但他们同样是上天的子民，有着与我们相等的尊严和权利。”
中国文化有自身的特色，只是常被过度溢美，乃至为空洞的“人同此心”遮蔽，导致我们常落入话语圈套中，或陶醉于琐屑的衣食住行等符号，或不辨语境、盲目反省——而两种进路皆通向虚妄。《人种》一书的优点就在于：厘清本末、还原事实，呈现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魅力。
值得警醒的是，随着网络普及，一些年轻中国网民对“种族论”表示认同，体现出观念的自我殖民的可怕。这赋予《人种》一书以现实价值：勿忘前贤曾经的选择与奋斗，将真正美好的传统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