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左右江根据地：2次失误，4场战役失败，红七军为何重回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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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汇合朱毛”的指示，红七军成立时在实施政纲中就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作为红七军发展的总方向。
故红七军前委领导对于坚持在右江地区开展长期斗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自觉和不自觉地把向外发展，夺取城市作为中心任务。
一、攻打南宁的后果
1、攻打南宁计划的失误
1930年1月中旬，蒋桂军阀在粤桂边激战，红七军前委认为，桂系主力集中在柳州、桂林一线，无力顾及南宁，南宁只有一团敌军驻在离城30里的西乡塘，这正是攻打南宁的良好机会。
前委还认为，右江根据地已初步稳定，红七军士气旺盛，干部与战士都有进攻南宁的决心(起义时已提出“打到南宁去!"的口号)，加上红八军的力量，必可取胜。因此决定游击南宁一次以扩大政治影响。
遂电促左江从速转变，以壮声势，合取南宁。游击南宁之军事布置，以左右江为后方，留第二纵队两个营守百色，赤卫军守平马，军部率特务营教导队训练所(约一营)、山炮连、第一纵队全部、第二纵队一营、第三纵队两营及赤卫军千余人，从右江向南宁进攻。
第八军全部从左江向南宁进攻。1月底，红七军主力在果德、隆安一带集中后，计划于2月6日从隆安出发向南宁前进，8日在南宁附近与八军会合实行进攻。
正当红七军准备进攻南宁时，敌情发生了新变化。
桂系军阀由于前线失利，玉林五属一带为粤军占领，并得悉红军要进攻南宁的情报，遂决定对粤军采取守势，转而进攻左右江红军以巩固南宁。然后以南宁及左右江为后方，向廉、钦攻广东。1月底，桂军调集3个主力团和1个特务营，在师长李画新指挥下，经宾阳、武鸣，绕道秘密向隆安东侧运动。
由于红七军前委轻敌麻痹，对敌情变化一无所知。当时驻隆安县城内仅有一纵队第一营第一连和部分直属部队，共300余人。
在纵队长李谦指挥下，忙于准备出发攻打南宁，没有应战的戒备。2月4日“早晨，敌至隆安城边，我军才发觉”，仓猝应战数小时，才将敌两团击退，李谦负重伤。敌又增兵一团，两军“相持一日夜”。
2、三次战役的失败教训
5日，红七军后援部队在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下陆续到达，“激战四日夜，我军均连连胜利。”7日上午，“敌军集中向我反攻一点，我军士兵只能冲不能守，为其冲破一点全线乃溃退。"
隆安撤退后，敌随即占领平马。红七军退到平马附近的村庄，军部“企图与留守百色之部队两营会合后，在敌分兵百色时，即向平马反攻”。但地方群众和党组织强烈要求“七军恢复右江沿河政权”，立即反攻平马，并“说平马之敌，大部撤退”。军部对此情报，未加核实，于12日即下令反攻平马。
平马战斗后，红七军退到恩隆与东兰交界的燕垌(现属巴马县)。27日，与撤出百色的第二纵队第三营汇合。次日，向东兰前进，中午在亭泗(现属巴马县)与敌蒙志仁团遭遇，“剧战一日，两败俱伤，我退敌亦退”，红七军辎重、物资大部丢失。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较占优势，“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人”。隆安、平马和亭泗3次战役，红七军都是以寡敌众，多次击退敌军，这说明新建的七军是一支英勇顽强具有战斗力的红军。
但3次战役都因指挥员缺乏作战决心与经验，在关键时刻失利，官兵伤亡很大。仅隆安一役，就伤亡300余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牺牲，纵队长李谦和营长何莽等负伤。军需弹药的损失更大，从南宁带来的大量辎重损失殆尽，仅“耗费子弹不下五十万发。”右江沿岸的县镇，也全部被敌占领。
总之，这是三次得不偿失的战役，它暴露了年轻的红军指挥员还缺乏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
从根本上说，这是红七军前委攻打南宁的策略的错误。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总结隆安战役的经验教训时指出：
红七军“不应在隆安应战，因隆安群众基础甚弱，且无险可守，近南宁敌易于增兵，我兵力又未在隆安集中，诸多不利。当时如诱敌深入至果德、思林一带与之抗战，各方面对我均有利，且可应用群众武装，较有胜利把握。”但“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计，南宁是广西政治中心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绝不致易于放弃，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策略之决定。”
邓小平也认为，红七军未能取胜的根本原因是，起义后“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
二、下一步往何处去？
3月初，红七军到达群众基础较好的盘阳(东兰、风山交界)，这里地形险要，道路在石山中盘旋，易守难攻，遂决定在此休整。但“该地又是穷苦的地方，粮食时感困难，土兵之零用更是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部队中的整理训练工作都进行得极缓”，而且“干部、士兵失败情绪均甚浓厚”。
1、榕江之役
为此，红七军前委召开会议，总结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和研究今后的行动方案。讨论中一致认为：“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份是没有出路的”，遂决定向外游击。游击的方向，根据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红七军“应向着湘粤边界”，“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的指示，“即拟向湘、粵边(界)游击前进，但因七军在隆安失败的时候，曾电知八军绕道桂、滇边界到东兰会合”。
为此“前委乃决定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军部率第一、二纵队及直属部队在河池、南丹(均与东兰交界的县份)一带游击”，“待会合八军之后，则以全力向湘粤边界发展。”
然而，七军初次向外游击，又遭打击，一切物质上均感困难，无法补充。
这时，获得黔、湘边境军阀混战的情报，探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主力部队，均在前方，他的主要后方——榕江空虚。红七军前委认为，这是解决经济、弹药问题的好机会，遂决定部队秘密通过苗山，奇袭榕江县城。
4月下旬，红七军进入苗山。苗山道路崎岖，为苗族人民聚居区域，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歧视压迫苗胞，造成苗、汉之间的严重对立。
由于红七军严格的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感动了苗胞。红七军在苗胞的帮助下，解决了给养问题。苗胞还主动给红七军带路、修路、架桥，使红七军只用了5天的时间，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月30日正午，红七军突然出现在榕江城边。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此，有副师长毛光祥率两个营(600人)和一些警察守城。当红七军向城外山地敌阵地进攻时，敌人才发觉红军迫近榕江，匆忙退入城内防守。
红七军战士呼喊着“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口号，在附近贫苦农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于傍晚6时攻破榕江县城。此役歼敌500余人，缴枪600余支，获大炮一门，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及其他军需物资。
2、重返河池之路
榕江之役的胜利，使红七军士气大振。5月1日，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在大会上将没收军阀豪绅的衣物、粮食分给贫苦群众。部队在榕江休整3天，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并筹款10多万元，基本上解决了红七军物资上的困难。
在榕江的第3天，“得报敌五团人向榕江包围。"红七军前委原打算直出湖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又不知红八军的消息，乃决定回师河池。
4日，红七军离开榕江，分水陆两路沿江回广西，5天后，到达黔桂边福禄镇，时王家烈率5个团从北面追来。七军为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将不易携带的大炮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又将所有船只泊靠南岸。南渡福禄河后，红七军向宜北前进。
这次重返宜北，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参加红军的人很多。随后，在思恩击退桂军袭击，部队迅速向河池进发。
红七军此次3月自东兰盘阳出发，经河池、怀远、思恩、宜北，到贵州荔波，经苗山攻榕江，转战千里。所到之处，发动群众，开展打倒军阀豪绅地主的活动，将没收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黔桂边广大城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解决了红七军物资上的困难，基本上达到了向外游击的预期目的。
三、重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努力
5月中旬，正当邓小平来河池寻找红七军主力时，七军也到达河池。邓小平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
随即召开党员大会，由邓小平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
(1)当时湖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2)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3)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4)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
红七军前委乃决定回师右江，3个月后才向外游击。
具体策略是：
(1)攻敌不意，恢复右江沿河各县政权，肃清豪绅；(2)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3)扩大红军组织，改编赤卫军为红军；(4)联络第八军第一纵队。
1、回师百色上的战略错误
红七军在河池稍事休整，即渡红水河经东兰向百色挺进。6月初，在百色边境与驻凤山第三纵队之一部会合，并在龙川击溃来犯之敌岑建英团两个连。红七军乘胜直追至百色，经一昼夜激战，重占百色。城中守敌岑建英团大部被俘，此役得步枪500支左右，迫击炮2门，机关枪1挺，子弹三四万发。
红七军克复百色后，即分兵沿江而下，连克奉议、平马。沿河一带的一营敌兵与豪绅武装，望风而逃，窜入深山老林为匪。
沿河各县重归地方赤卫军控制。此时，部队斗志高昂，群众欢欣鼓舞，红七军前委决定以百色为中心，立即开展巩固根据地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红七军在百色筹款整顿仅10日，政局又发生了变化。滇军张冲师突然兵临城下。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后，桂系主力部队开向湖南衡阳，蒋介石为牵制桂军北进，命令云南军阀迅速出兵广西，抄桂系的后方。
龙云任命卢汉为总指挥，率四个师(师长孙度、张冲、鲁道源，卢自兼一师)进入广西，分左右江两路攻击南宁。
张冲派代表到百色找红七军谈判，蛮横地要求红七军退出百色、平马、果化至南宁一线的走廊，给滇军让路。鉴于滇军兵力数倍于红七军，红七军即撤退到平马，滇军又进抵平马，红七军又撤到离平马30里的乡村，让路给滇军通过。
此时，红七军前委在对付滇军问题上发生分歧，一种主张待敌通过平马后，我军以一部在路上埋伏，大部跟敌后头，出其不意夺取辎重，收缴其一部枪械，待对付滇军后，再回师百色，百色必无滇军留守，恢复百色不成问题。
另一种主张，认为不可以红军主力去对付滇军，应该待敌军大部通过，迅速恢复百色，以实现回右江之策略。
讨论结果，通过了前一种主张。
7月初，敌至思林被我伏兵两连截击，得一些轴重，敌仍继续通过至果化渡河，我大部从后头跟来攻击，敌过河了二团，尚有一团在河边顽抗。
激战三昼夜，在即将获胜时，滇军架好浮桥，又增一团过来，红军乃转攻为守。红七军据果化鹧鸪坳险要与敌相持，滇军因伤亡惨重，“于当晚偷行撤退，我亦不能再追，此役我伤亡颇大，失枪数十支，在榕江、百色二次所补充之子弹亦几打尽。”
这又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战役。
如果采取另一种主张，不打滇军，让桂滇军阀互相厮打。红七军乘机实现回师百色发展苏区，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那局面就不一样了。
正如张云逸回忆时说：“对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还缺乏经验。”
果化战斗后，红七军回师平马，欲恢复百色。在向百色进军时，又发生前卫营叛乱事件。任前卫的二纵队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勾结少数反动排长和兵痞，将营长副营长杀害，带领部队叛变当土匪。
处理这一事件后，留守百色的小部滇军已与土匪豪绅武装千余人勾结，以图死守百色。红七军“因子弹缺乏，攻坚不易，乃集于平马、奉议一带积极训练”，并开展土地革命。
2、右江的土地革命
右江的土地革命，在百色起义时就明确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起义后，即将深入土地革命，作为起义后主要任务之一。
1930年3月下旬，邓小平由左江返回东兰，决心开展土地革命。他会同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一起，决定在东兰、凤山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
东兰的试点，是在韦拔群的家乡武篆区勉俄乡东里屯。邓小平和韦拔群亲自深入农户调查研究，由于该屯农民多数出来革命，充当赤卫队与红军，分配土地即无法耕种，根据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决定试办一个共耕社。
在共耕社成立之前，邓小平、韦拔群召集干部，专门讨论共耕社的性质、任务和办社的目的、方针、政策。韦拔群动员自己的家属，把全部耕地、耕牛和农具入社，带动了全乡贫苦农民群众。
共耕社按自然村分为7个生产组，各组划有一定的耕作区，由组长领导生产。社内耕牛、农具按各组劳动力和土地多少，统一分配使用。
每天出工收工以吹牛角为号，对积极出工的社员，给以表扬，对个别旷工和迟到的进行批评教育。各生产组收获的农产品都由社集中统一管理和分配，在分配中留下一定数量的机动粮，作为公共开支(如供红军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和新增加人口的用粮等)。
共耕社实际上是一个实行土地集中经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劳动，共同分配的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形式。为了方便群众，增加收入，共耕社还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向社员供应食盐、烟、酒、肉类及日用品。
为了总结试点经验，培训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4月间，在武篆旧州屯(今上塘)开办了数十人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由邓小平、韦拔群、雷经天等讲课。
邓小平编写的《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进行土地革命指导性的重要文件——《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
5月1日与15日，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分别正式公布。
5月上旬，东兰全县开始土地革命，随即凤山、凌云也开始进行。7月，红七军主力返回右江后，右江沿岸各县的土地革命也陆续开始。
右江地区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不准买卖。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
土地革命比较深入的是东兰、凤山两县，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只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右江沿岸各县，由于群众运动基础较差，干部缺乏，地富反革命潜伏势力较大，土地革命不彻底。
“土地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特别是平马、思林、果德各县，富农是暗伏在苏维埃内，用种种方法妨碍土地革命，如主张调查好，再来分配，不召集群众大会讨论分配土地问题等等延期敷衍的办法，或者实行分配了，将肥美的田分给富农自己及其亲属，贫农雇农得到的是瘦田，分配了田地而不解决耕具问题，而使贫农雇农没有办法耕种等等。另一方面，在东兰、凤山的“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的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农'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
3、右江土地革命的得失
总之，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还不够深入彻底。
1月，红七军主力在立三路线中央的命令下北上，右江沿岸苏区相继沦入敌手，东兰、凤山也处于敌军“围剿”的严重局势中，土地革命随即中断。
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虽然时间不长，问题不少。但是，土地革命的成效还是显著的。特别是东兰、凤山，“全县农民平均每人都分得可供九个月米粮的土地，兼种些玉蜀黍、薯、芋等杂粮，就够一年的粮食，每家每年收获的谷米，至少都已等于在反动统治下的中农了。"
尤其是东兰的东里屯共耕社，利用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战胜了当年的严重早情，夺取了粮食的大丰收，比共耕社成立前的1929年增产三成以上。
秋收后，全社分配各户足够的口粮后，尚余万余斤，作机动粮。社员第一次分到集体劳动果实，家家够吃够用。由于土地革命后，当年农业生产就有了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群众就更加拥护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
据“一九三〇年八月统计，东、凤两县农民加入红军的已有六千余人。”
土地革命的开展，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对红军的扩大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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