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工业经济为何能够高速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昌盛社会的建设等，均集中在华北华东及华南地区，广大的西部地区则处于一种封闭、保守、落后的状态。这种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战火蔓延，国民政府组织大规模搬迁
到1937年底，全国符合《工厂法》的工厂总数为3935家。其中，上海1235家，占总数的31％;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天津、青岛、山东、威海卫9个东部沿海省市，共1763家，占总数的45％;而拥有11个省区的西部广大地区，则只有344家工厂，仅占总数的8.7％，还大多是手工业工厂，用工和资金都很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不是被炮火毁灭，就是面临沦陷敌手的险境。为了尽可能增加将来对日寇作战的经济基础和力量，国民党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工矿调整处，在战火纷飞之际，以大量人力、物力来组织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企业的内迁。
大批企业西迁，增强西部工业实力
通过一番紧急的抢运，仅工矿调整成协助内迁的民营厂矿就多达448家，涉及7万多吨机器材料和1万2千余技工。此外，当时全国还有超过200家民营厂矿和兵工署等部门下属的大型国营厂矿自行内迁。这数百家厂矿企业中，大部分迁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
到1940年底，大后方各地的工厂总数已达1544家，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11个工业区域，其中除沅辰区(共有工厂69家)在中部的湖南外，其余10个工业中心1475家工厂均在西部大后方。此数与3年前西部诸省的344家工厂相较，已经增加了4倍有余。
战时经济刺激，大量资金投入
受战时投资工业高额利润的刺激，社会上的各种官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土地资本等，逐渐开始热衷于工业生产的投资和生产。到1944年底，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5省，有工厂3156家、资本350亿元，在国民党控制的20个省区里分别占59％和72％。
至此，西南地区的工厂数，略等于战前全国的工厂总和。而被誉为战时中国“工业之家”的重庆，则取代上海的位置，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