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积极性 | 社会科学报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积极性 | 社会科学报

▋访谈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它对于反思西方的现代性发展和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它对于构建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围绕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

原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积极性

访谈 |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 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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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儒商精神是儒家思想与经济社会结合的产物，对于我们今天自觉认知和建构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理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您看来，今天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积极性？

众所周知，英国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历史有哲学，历史的哲学是发现和揭示历史灵性的实存，它应当是，深刻地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那样一个真言，那样一个逻辑与思想相贯通的、一个历史的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文化基因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观念、历史的思想、历史的真实逻辑，即历史的灵性。它的深刻性表现为：精神的内在否定性是人类当下实践活动的需要，由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精神呼唤，在辩证、承载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扬弃了自身。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是精神遗存物的发扬光大。

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历史灵性，在价值观上有着鲜明的实践向度——追求内省、追求和合、追求崇高、追求秩序、追求知行合一、追求家国情怀以及追求心灵世界的生活意义等，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炎黄子孙的生存方式，乃至做事、做人的行为暗示和准则，应当说，这种事实包含着儒学的自觉认知与自我批判过程，更昭示了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生发的千年习俗和传统。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事实上，作为价值判断的儒学程式，其思想个性的最初出现，应该是与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商业文化长足发展不无联系，与中国人的早期商品交换、人际交往的形式特点不无关系。显然，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传递，正是通过早期华夏民族知识分子阶层和农与工肆之人的劳作实践来实现的，尤其是儒学文化对商界产生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商业伦理精神的早期儒商群体。承认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今天自觉认知和建构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理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张雄

本报

儒学留给我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生态哲学等丰富的思想资源，而西方现代性自身存在着谜一般的悖论。那么，您认为，儒学对于反思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具有怎样的意义？

我认为，儒家思想经过转化与发展，将是根治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的最好良药。从近代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对现代性西方文明发展模式的讨论，引起了西方大学教授们的兴趣。什么样的市民社会是理性的、民主的，而又充分展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经过百年的锤炼，学者们一致认为，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就是第一次英国工业革命展开的人对自然界的早期宣战，自然成为资源、货币、资本等）、私人资本的动力学原理教条、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规则、文化殖民的脱域性渗透等是可取的。可是，正是这个现代性发展模式的摹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检验，虽然让地球上的人类生存获得了便捷，获得了现代文明的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但也带来了对人性的伤害和悲剧。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交换价值驾驭了全人类社会价值体系。战争、饥饿充斥人类，人的存在变成虚无。这种西方现代性发展模式的弊端引起了19世纪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深刻批判，乃至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真言提出。他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当然包括支撑这个民族文脉、赓续两千多年之久的中世纪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尽管这种文化的价值观有着内包性、中庸、不断复制历史模板的保守一面，但谦和大气、宽容忍耐、分寸原则、天人气象使中国人在接受外部文明挑战中最终保持自我、和谐天下。这种文化不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战争是万物之父”的西方文化摹写，而是孔子的“和合天下”文化的绵延和创新，按照“和合”五大法则——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来协调个体心灵和社会秩序，形成生生不息、开放包容、中和有序、三才圆融、多元互利的生命哲学法则。

张雄

本报

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经济发展片面追求物质主义。在此背景下，儒家思想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启示？

从反思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发展更需要精神资源的开发。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现代经济宇宙观所拥有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著名教授陈来先生最近提出“中华文明的宇宙观”，特别强调儒家宇宙观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主要靠物质资源鼎力发展的时代，随着大气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走到了经济发展的尽头，未来发展启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物质与精神资源共同开发的战略。“两个结合”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进入文明新形态的开始。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资源优势。诚信经济、德性资本、东方财富论、和合共生是未来经济竞争高端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张雄

本报

儒家重视修德，强调德性主义。而对于未来市场竞争来说，融德比融资更重要，道德就是一种资本，只有德，才能把单纯的经济利己主义行为范式改变为经济利他主义互利行为竞争范式。您认为，现代企业家从儒家的德性思想中能够获得怎样的启示？

儒家思想拥有着德性资本的丰富资源，中国企业家走向未来更有底气。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市场充满着货币战争、资本战争、金融战争。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检验着人性哲学的差异。无形经济崛起，知识、文化、道德成为新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人类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决定了“和衷共济”“合作共赢”“和合相生”乃是企业生命的格律。因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力构成了另一种资本的力量，决定着企业市场发展竞争力。善，意味着市场诚信，意味着订单的持续，意味着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和谐共振的发展，意味着市场空间的开拓。儒家思想拥有智慧的“和合”哲学内涵，对于被资本打碎的碎片化世界、个人意志主义泛滥的社会有着较好的异中求同的引导力。中国文化深厚的“和合”理念，为从“丛林法则”走向更加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历史的特殊性与历史的普遍性辩证统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智慧资源。市场竞争的“和合”哲学有着巨大的财富倍增效应，企业家拥有它可以获得三个方面的市场启示。其一，学会共享。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社会分工细化，每个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一分子，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独霸世界。大家必须学会彼此合作、共生共赢，不能“我这盏灯亮着，其他都是黑的”。以共享经济为例，它的一个初衷就是让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都能够很好地活着。企业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消费、更大的市场，找到互利共存与发展壮大的广阔空间。其二，合作共赢。在企业经营中，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只有拥有利他主义精神，而不是绝对的零和游戏，才能使竞争双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事业前进。现代市场竞争是残酷的，更需要大智慧：在利他中有我，在利己中有他，以更多的利他机会换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财富和机会并不只有单一的思维镜面，换一个角度、退一步就会海阔天空；企业都有自己生存的价值和位置，没有必要都在一个狭隘的通道上争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其三，打造生态。现代企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打独斗的企业。没有联合，没有产业合作，没有项目公关，很多产品发明和创造就不会顺利。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国际产业链意味着和合共赢的“绝对命令”，违背它，搞孤鹰叼食，企业必死无疑。

张雄

本报

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是当代中国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塑造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那么，在您看来，儒商精神对打造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儒商精神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构成的文化基因之一。企业家精神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离不开“从何处来”的历史哲学追问。

第一，自古至今，中国商人的发展脉络有着文化基因传递的绵延过程，只有通过这种基因的识别和赓续，才能找到有机体发展的相似性、共同性、“过去—现在—未来”发展的时间之链，从而确证有机体生命活力的存在。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道的生命显现，是古代中国一种具有独特经营风格的商人群体，意指依照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从古代儒商到当代中国企业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商道文化基因传递过程尽管有着年代的区别，但具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和可识别性，经商伦理范式的恒定性“诚信经商，德性做人”，已成为中国商人群体的生活习俗、代代相传的伦理暗示，乃至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挥之不去的德性操守、不可或缺的必备素养。

第二，儒家思想铸就了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儒家气质。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企业家精神因文化习俗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相异的气质和风范，如犹太民族的“拜金主义”商人精神，又如美国商人的冒险精神，再如日本大和民族的家长式反个人主义商业精神等。中国企业家精神有着儒家气质和风范的印记，从早期的儒商到当代企业家，他们都共同奉守三件事：懂规则、讲秩序、善礼仪。懂规则就是按市场习俗与惯例出牌，市场行为不越轨、守合同、重承诺；讲秩序就是不欺行霸市、唯我独大、价格垄断等；善礼仪就是相互尊重、和睦待人、义在利先等。显然，这三大利器映射出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儒家气质和风范，使得中国企业家在国际竞争的市场上一展雄姿，屡屡获胜。

张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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