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同样是天下大乱、山河破碎，为何欧洲一旦分裂就再也拼不回去，而中国每逢乱世总会冒出一位枭雄把所有人打服、重新捏成一块？

要解开这道困扰欧洲人上千年的谜题，不妨先从三国那段最典型的乱世说起，看看真实的分裂究竟意味着什么。

阅读《三国演义》时，读者往往会觉得三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国三大战役中，官渡之战袁绍号称七十万大军，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三万大军，夷陵之战连小小的蜀国都能动员七十五万大军。

若按照这种动员比例推算，曹魏要挤出百万大军，人口起码应在两千万到八千万之间，刘备的七十万大军也至少需要一千八百万到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基数作为支撑。然而此前的影片已经说明，这些数字大多是灌水而来。

根据考据，赤壁之战曹操实际带的人马约二十二万人，夷陵之战刘备带的人马大约是四万人，其中打杂的后勤人员可能还占了三分之二。再根据《三国志》《晋书》与《通典》的记载，蜀汉灭亡时蜀国人口约九十四万人，士兵十万，官吏四万，总人口约一百零八万。

这个数字比中国台湾彰化县的人口还要少，彰化县人口有一百二十八万。由此可见，蜀国不但人口稀少，还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军队占人口比例高得惊人。

史书上记载魏国人口为四百四十三万，吴国为二百三十万，三国总人口合计约七百六十七万，低得令人难以想象。整个偌大的三国时代人口竟与台北生活圈相差无几，即使是后来的大动乱时代，如五胡乱华、靖康之耻，人口也未曾低到如此地步。

汉朝作为一个强盛的时代，人口曾超过六千五百万，为何一场三国乱世竟能将人口削减到一千万以下？《蒿里行》中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的诗句，正描绘出千里之内难见人烟的凄凉景象。

要探讨三国时代人口为何如此稀少，首先要理清中原王朝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几种常见原因。第一是外敌入侵。西周被犬戎所灭，犬戎正是西北少数民族匈奴人的祖先，周王室被迫东迁，开启了东周时代。

后来又有五胡乱华，鲜卑族建立北魏，晋朝王室南迁变成东晋；北宋则因女真人南下大肆杀戮而变为南宋，南宋最终亡于蒙古人之手；再往后明朝的灭亡也与女真人脱不了关系，因此，北方的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

第二是外戚干政，指的是皇帝妻族方面权力过大的现象。汉朝的外戚问题是历朝历代中最严重的，汉朝最终也亡于外戚，汉献帝的皇后正是曹丕的姐姐，因此曹丕本身也可算作汉朝的外戚。

第三是宦官。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基本都是反派角色，除了郑和等少数正面人物外，几乎清一色都是坏人。古装剧里的宦官形象大多是尖嘴猴腮、面容猥琐。古代皇帝权力极大，一人难以处理繁多政务，因此会把事情分给一些信任之人。

然而皇帝真正能信任的人并不多，朝臣多半结党营私，而明清以后的宦官属于皇帝的家奴，人身依附于皇帝，有些宦官还是陪伴皇帝长大的保姆，因而成为皇帝最信任的人。

明朝有些宦官的行政能力其实相当不错，例如明武宗时期的刘瑾，虽然贪婪专权，但会把奏章带回家与幕僚讨论后再送入内阁颁布，对国家大事仍颇为慎重。

之后张居正改革，也需要与宦官冯保合作，若无冯保帮忙，张居正也无法为明朝续命，而冯保本人还是一位大书法家，写得一手好字。唐朝皇帝制度尚不完善，中央集权未成，宦官政治也未完全驯化，因此出现了宦官弑杀皇帝的名场面。

宦官这类人心理多少有些扭曲，只要专权，国家通常都难有好下场，汉朝、唐朝与明朝都被宦官害得很惨，尤其是唐朝，宦官甚至可以废立皇帝。第四是武将或诸侯权力过大，大到足以推翻皇帝。

像安史之乱，唐朝节度使掌握天下精兵，拥有领土、人口和独立的收税权，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凭安禄山这种实力若不造反，反倒显得有些浪费，若非回纥借兵给唐朝，唐朝大概就亡于安史之乱了。

后来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黄袍加身篡位而来，导致整个宋朝都不信任武将，毕竟自家祖先就是武将篡位起家的。最后一个是农民起义。一个朝代只要腐朽了，就会有农民起义。最早的陈胜、吴广，此后汉朝、元朝、明朝与清朝都出现过大规模农民起义。

所以历朝历代亡国的原因不外乎这几种：外敌、外戚、宦官、诸侯以及农民起义。而回看东汉末年，这几种原因几乎全部齐备。

从外敌来看，虽然不像汉武帝时期的匈奴威胁那般严重，但北方仍有乌桓、鲜卑，西边则有羌人，尤其羌人与东汉打了上百年战争，导致东汉末年的精兵全部部署在凉州，而这批精兵的头目正是董卓。

东汉又饱受宦官与外戚专权之苦，加上不断对羌族用兵，最终引发了黄巾起义，或称黄巾之乱，这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当时受命平叛的是大将军何进，而何进本身又是外戚。

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地方性诸侯，例如曹操、董卓、公孙瓒、孙坚等人。何进平乱后权势达到高点，因此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产生了严重矛盾，斗得你死我活。

十常侍指的是十二名大宦官，这些人风评都不佳，贪婪残暴又滥杀无辜 只要宦官专权，都不是什么好事。袁绍向何进建议，召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也就是董卓的西凉兵入京，以诛杀宦官。

但何进的智商实在不在线，毕竟他出道之前是杀猪的，靠着贿赂宦官才把妹妹嫁入皇宫，从此飞黄腾达。人们都知道保密防谍的重要性，偏偏何进不知道，搞得全天下人都知晓他要诛杀宦官，加之他犹豫不决，反而被十常侍抢先下手，在围墙内把何进杀了。

何进的智商虽不在线，但好歹是大将军，其手下很快与宦官战成一团。其中袁绍按原本的计划带兵进入洛阳大杀宦官，董卓也带着他的西凉兵姗姗来迟。

宦官集团被杀后，整个朝廷乱成一团，董卓废掉汉少帝，改立刘协为新皇帝，也就是汉献帝，不久又杀了少帝与何太后，成为朝廷的实际控制者。之后又爆发讨伐董卓之战，关东各地诸侯组成联合军共同对抗董卓，参与者包括袁绍、袁术、孙坚等人。

这些人未必有多正义，或许只是想在天下大乱时抢夺权力、保护自己，这也间接造成了东汉王室权威的下降，形成了三国诸侯割据的局面。

历朝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只要占其中一两条便可造成王朝衰弱或覆灭，而东汉末年这些原因全部齐备，人口因此暴跌百分之七十，倒也说得过去。具体来讲，人口减少的最直接原因莫过于战争。

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战乱频繁，接着是董卓之乱，此后诸侯割据，大大小小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口伤亡。除了战场上的死伤，还有大量的人被饿死，因为战争的关系，田地荒芜无人耕种，进而爆发饥荒，这是人口锐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而尸横遍野无人掩埋，又容易引发传染病，这也是大规模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切不可小看疾病的威力。

根据官方记录，东汉晚期就有十次大瘟疫，几乎每隔不到十年就有全国性或地方性的疫情，这也是黄巾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

古代卫生条件较差，人们不明白为何突然生病，也不知道如何治疗，这才给了张角机会，因为张角会治病，他创立的太平道就是为人治病的组织，治病方式是通过符水、咒语等一些奇怪的仪式。如今看来张角不过是个神棍，法术怎么可能治病？

然而张角的医术确实相当高明，许多人因此痊愈，神迹很快便传扬开来，因此聚集了大批铁粉与追随者。最终，张角与孙中山一样，深感东汉朝廷的腐败，认为当医生只能救少数人，若要拯救苍生就必须从政。

当时没有民主选举，要更替政权只能采用物理方式革命。张角还想出了一个极为粗暴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起兵之日，结果有个叛徒密告朝廷，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起兵。

起兵之后，几十万农民军在各地响应，朝廷为了平乱不得不放权给各地诸侯，而权力一旦交出去便再难收回。黄巾之乱最终虽被平定，但瘟疫并未消失。赤壁之战曹操失败的原因，其中一点便是瘟疫，北方军队到南方水土不服。

赤壁之战九年后，也就是公元 217 年，北方再度爆发瘟疫，曹植在文章中写到每家每户都有人因疾病而去世，建安七子中就有四位死于这场瘟疫，其他如鲁肃本人以及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也在这一年突然去世，八成也与这场瘟疫脱离不了关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名医张仲景写出了旷世经典《伤寒论》。张仲景与华佗是同一时代之人，但在《三国演义》里却几乎没有他的记载，反倒是华佗大出风头。以医术来讲，张仲景偏向内科，华佗则是外科，所以才会要为曹操动开脑手术。

不过从留下的著作来看，张仲景的贡献更大，因为华佗的青囊书已经失传，据说被火焚毁。然而，即便战争与瘟疫再可怕，也不至于夸张到整个中原不到八百万人。另一点是，账面上的户口与实际人口是不同的。

中国很早就有户籍制度，秦国变法后商鞅便积极推行人口普查与管理，把户籍与军事结合，五家为一保，十家为一连，作为搜索案件与证明的依据，并顺便施行连坐法，一家犯法全连处罚。之后各朝各代都觉得户籍制度不错，便一直沿用下来。

如今中国仍有户口制度，新生儿一出生就会立即接入户政系统，父母便准备为孩子申报户口。但其实在三十年前，因尚未电子化，许多黑户还未申报户口成为游离人口，更不必说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了。

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很多人跑到山上不报户口，以此避税逃役，这种逃避户籍的人在古代称为 "山民"，在乱世之中此类人极多。

天下太平之后，为了生活便利，总要有人从事贸易或交流，甚至想要出仕为官，山民便会重新下山成为登记在册的臣民，这个过程叫做 "王化"。

若查看卫星地图便可知，四川是盆地，周围山区颇多，为山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隐匿条件，实际人口会远高于账面上的一百零八万。

吴国所属的江南地区也多丘陵山地，实际人口也会超过二百三十万；而位于北方的魏国大多是平原，山民无处可躲，因此人口统计上会较为精准，仅有秦岭、山西与泰山等山区可供藏匿。

山民现象在国家控制力弱的时候尤为明显，如唐朝天宝年间人口有九百六十一万户，但经过八年安史之乱后户口只剩下一百九十三万户。

无论战争天灾如何残酷，人口都不可能有如此急剧的变化，因此这些数字的增减其实反映的是政府实际能控制的户口数，并不能代表真实的人口。

根据现今学者的统计，三国人口大约在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万之间，虽然没有七百六十万那般夸张，但仍比现今中国台湾的总人口还少。

由此可见，真实的三国时代是一个战争频繁、瘟疫横行、百姓流离失所的年代，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穿越的美好时代，因此关于三国的浪漫幻想留在游戏之中就好。

回望这段人口锐减近八成、瘟疫与战乱交织的岁月，就能理解为何中国的分裂对普通百姓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灭顶之灾，而非欧洲式的政治重组。查理曼帝国 843 年被三兄弟瓜分后，法兰西的国王照旧在巴黎收税，日耳曼领主照旧在庄园里过日子，日子并不难熬。

而中国的乱世却是东汉五千万人口一路打到不足八百万的血色画卷，白骨露于野绝非文学夸张。正因代价太惨，每一次乱世都会催生出压倒一切的需求，必须有人站出来把这摊子收拾好。

于是便有了西晋灭吴时二十万兵力六路并进直扑建业的凌厉一击，也有了北宋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用近二十年逐个收编割据势力的耐心布局，那些 "打服所有人" 的枭雄，正是乱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

中国能一次次拼回一块，还靠着三把欧洲所没有的锁：一是秦始皇书同文留下的文字纽带，让南北方即便语言不通也能凭字面沟通，孔子的书千年后仍读得懂；二是郡县制让地方官由中央任命而非世代世袭，权力始终攥在中枢手里。

三是四周封闭、内部连通的地形，让华北平原与长江流域连成一片大农耕区，进攻方天然占便宜，割据者无险可守。三把锁叠加，统一者拥有结构性优势，割据只能沦为慢性死亡。军阀们心里也明白，与其坐等被人收拾，不如主动出击坐上那把椅子。

这套逻辑在这片土地上已经运转了两千多年。欧洲人困惑几百年，答案其实相当直白：在他们那里，割据是活下去的最优解；而在这里，统一才是。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