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22日，一封来自汝河前线的电报直发给华东野战军的陈唐兵团。发报人是刘伯承，内容简直不容忍一丝辩解：“你们在鲁西南徘徊不前，既没能有效牵制王敬久、吴绍周的进攻，又让邱清泉得以南下，给刘邓大军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实在是失职！”这番话，带着极为严厉的语气，极为罕见。刘伯承一向以冷静沉稳著称，批评下属时总是点到为止，几乎从不如此直白且严苛。然而这次，他的话字字发人深省，连带着越过了陈毅和粟裕，直接指责了陈士榘和唐亮。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如此严厉的指责面前，粟裕竟然一句话都没说。没有辩解，没有解释，甚至连转告上级的举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此时刘邓大军的命运已经悬于一线，生死关头，粟裕深知此时不能有丝毫动摇。

1947年夏天，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三路进攻，进驻中原。刘邓率领12万大军翻越千里，挺进大别山，肩负着极重的任务——要在敌后站稳脚跟，突破国民党中原防线。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的外线兵团（包括陈唐兵团）的任务就是牵制鲁西南的敌军，为刘邓的南下创造条件。然而，就在刘邓大军穿越黄泛区、炸毁重炮、轻装疾行之际，邱清泉的第5军——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突破了华野的防线，直逼汝河。如果他们成功合围，刘邓大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根源出在华东野战军的第10纵队。原本，这支部队在黄河南岸负责抵挡邱清泉，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却突然撤防，选择了北渡长江。这一撤退给敌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刘邓大军的后方遭到了猛烈袭击。刘伯承震怒，认为陈唐兵团的表现“失职”。但真相并非他们临阵脱逃。

第10纵队是华东野战军的王牌部队，战功赫赫，莱芜战役中曾成功挡住敌军两个师，在孟良崮战役中更是死守吐丝口五天。然而，1947年7月在分兵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部队远离根据地，连续作战数月，伤亡惨重，弹药和粮食也所剩无几。加之，连日的雨季行军，士兵们已经疲惫到极点。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邱清泉的第5军，还有整支国民党第84师的夹击。在艰苦的战斗中，经过了8天的顽强抵抗，弹药几乎耗尽，最终不得不撤离。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央的“七月分兵”指令过于仓促。为了配合刘邓的行动，华东野战军不得不临时分兵外线。主力部队被分成数个部分，陈唐兵团仅有3个纵队，却要同时应对多个敌人，根本无法做到全面布防。面对刘伯承的指责，陈士榘和唐亮迅速向陈毅和粟裕发电，详细解释了第10纵队所面临的困境，并请求上级作出澄清。粟裕看过电报后，却将其压了下去。一些将领劝他：“这种情况不能让第10纵队背黑锅，必须向中央说明！”粟裕简短地回了一句：“现在最重要的是刘邓大军的安全，委屈算什么？”他心中明白，虽然部下并未得到公正对待，但此刻的争辩只会引发误解，影响战略协同。刘伯承的愤怒是源自对全局的深深焦虑，中央的批评则是催促华东野战军尽快调整状态。此时与其纠结对错，不如专心解决眼前的战局。粟裕没有多做犹豫，迅速收拢散兵，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硬仗。

8月末，刘邓大军成功进入大别山。9月初，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9个纵队，在沙土集发起反击。他集结了3个纵队，凭借4倍兵力，围歼了敌军的57师。仅仅三天，他们就消灭了敌军1.2万余人。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则全力阻挡邱清泉的第5军，使敌人无法进一步推进。这一场战斗，彻底扭转了外线的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一战验证了粟裕的核心战略判断：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打歼灭战；只有在战斗中获胜，才能真正支援友军。这一策略，后来也在济南战役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创下了巨大的胜利。

然而，那个1947年夏天的沉默，不是退缩，而是担当。粟裕选择默默承受委屈，把责任担在自己肩上，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完成中央战略，确保刘邓大军的安全。历史记录证明，事后中央军委并未追究陈唐兵团的责任。相反，在总结外线作战经验时，明确指出“分兵过早、力量分散”是初期困境的根本原因。粟裕的不辩解，实际上避免了内部的纷争消耗，使得各部队能够迅速专注于战斗。这样的胸襟，正是高级指挥员最为宝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