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海南具有广泛的协同空间。双方可在投资联动、产业链供应链协作、金融创新试点与风险压力测试的配合方面深化合作，拓展内地与国际市场。香港能够以其丰富的国际经验和网络资源，成为海南对接国际规则、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的重要战略伙伴

文｜叶冬艳 单抒文 欧阳辉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标志着中国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迈出重要一步，旨在将海南打造成“境内关外”的国际贸易高地，对标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自由港。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香港长期扮演着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区位条件和国际网络，不仅保障了内地货物贸易、资本流动和企业上市的顺畅通道，也为国家对外开放提供了战略支撑。然而，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的实施，通过“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政策创新，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与投资高地。这是否为香港带来更多协同机遇？

本文将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首先，探讨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全球的桥梁功能，涵盖转口贸易、资本双向流动以及赴港上市等方面，阐释其核心竞争力与历史贡献。其次，剖析海南封关对香港贸易、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影响，并指出两地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香港：联通内地与全球的桥梁

一、转口枢纽，通达全球。

作为货物贸易的转口枢纽，香港拥有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高效的机场货运体系，长期是内地货物（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进出国际市场的重要中转站。内地货物经香港转口至全球，可借助香港零关税、资金自由流动、高效清关等优势，降低贸易成本与风险。随着产业升级，香港逐渐从传统转口向高附加值的离岸贸易转型。众多跨国企业及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负责统筹采购、订单处理、物流安排及资金结算，而货物可不经香港直接由产地运往目的地。

2015年至2025年中国内地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见图表1）。中国香港是内地重要的贸易伙伴。2000年以来，与中国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内地整体贸易额的比重由11%左右降至约6%。2025年，与中国香港的贸易额占内地整体贸易额的比重为5.73%，仅次于欧盟（13.02%）、美国（8.95%）。

中国香港货物出口中，电子产品占比高达72.8%。这并非指香港本地大量生产电子产品，而是凸显了其作为全球电子产品贸易关键枢纽的角色。香港的出口贸易是典型的转口贸易模式，其竞争力建立在高效的物流、通关和金融服务上，而非本地生产能力。图表2是香港主要出口市场占整体货物出口百分比。香港出口至中国内地的市场占比高达60%，说明内地是香港最核心的贸易伙伴。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呈现鲜明特征，内地对港出口远超过从港进口。图表3是2015年至2025年内地对香港的进出口数据。2025年内地对港出口额为3356.42亿美元，从港进口额为317.04亿美元、仅为出口额的9.45%。这种不均衡特征源于内地通过香港进行大量的转口贸易。

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托于一系列制度性与结构性优势，形成了高效、便捷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转平台。尽管本地经济体量有限，但香港凭借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战略性区位，成功扮演了“世界性流量渠道”的角色，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重要桥梁。

首先，香港是自由港，对绝大多数进出口货物实行零关税（除酒类、烟草等少数商品）。香港在WTO（世界贸易组织）中作为单独关税区，享有独立关税待遇。许多国家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对香港原产货物适用较低或优惠税率，而对中国内地货物可能适用更高税率或额外关税。这是香港长期作为“转口枢纽”和“超级联系人”的基础。同时，香港海关流程简洁高效，清关速度国际领先，极大提升了货物中转时效，满足了现代供应链对快速流通的需求。

其次，香港在国际贸易条约网络中占据有利地位。作为多个重要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香港的出口货物能够享受到更优惠的关税待遇和更宽松的配额安排。这种制度红利增强了香港转口货物的价格竞争力，也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其区域物流与贸易协调中心。

而海南不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关税区地位。海南的货物出口适用的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贸易协定税率，无法自动获得香港享有的独立协定网络优势。这一制度根本差异是两者角色分野的起点。

此外，香港还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的商事制度、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成熟的物流基础设施，这些要素已成为国际商业社会的“通用语言”，共同支撑其转口贸易的高效运作。香港不仅提供货物中转的物理空间，更通过贸易融资、保险、仲裁、航运等配套服务，形成了完整的贸易服务生态体系。普通法环境下的资深法官与律师群体、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服务产业，以及被誉为“亚洲首选”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共同构成了解决复杂国际商事争议的权威平台。

而海南作为中国境内的法域，实行内地法系（大陆法系），其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与商业习惯的发展路径与香港截然不同。虽然海南也在大力推进国际仲裁中心建设，但普通法生态及其带来的全球性信任，并非通过政策移植即可一蹴而就。

香港为内地货物提供了高效、可靠、低成本的国际物流通道，尤其是高价值、高时效商品的全球流通，显著增强了内地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竞争力。同时，转口贸易及相关服务业也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支撑了物流、金融、专业服务等多个行业的繁荣，巩固了其国际商业与航运枢纽的地位。

二、引资门户，资金桥梁。

香港为内地提供了稳定、合规且规模巨大的国际资本通道，是内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核心门户，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同时，作为跨境资本流动枢纽，香港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动了银行业、证券业、资产管理及专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的金融生态。

在资本“引进来”方面，香港长期扮演着内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首要桥梁。数据显示，内地约有六七成的直接投资通过香港进行。1997年回归后，来自香港的FDI规模持续增长，增速显著超越其他所有来源地的总和。近十年来，香港提供的FDI在内地利用外资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图表4是2000年至2024年中国内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来自香港的金额及其占比。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是内地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来源地。近年来，来自香港的FDI占到了内地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2021年、2022年更是高达7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内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通过香港进入。

在资本“走出去”的进程中，香港同样承担着关键中转功能。内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亦大量通过香港进行布局与调度，以利用其国际化的金融环境、法律保障和税务安排。图表5是2003年至2024年内地对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净额。这不仅反映香港作为投资目的地的价值，更凸显其作为资金出海、配置全球资产的重要平台作用。

这种双向资本流动的高密度与高占比，深刻体现了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制度角色。其核心优势在于普通法体系下的法律确定性、资金自由进出的开放环境、与国际市场无缝衔接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深植于全球商业网络的专业服务能力。即便在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演变与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开放的背景下，香港在跨境投融资链条中仍具有难以替代的系统重要性。海南在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金融市场监管国际接轨以及全球金融网络深度方面，短期内难以达到同等水平。

三、赴港上市，联通资本。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内地公司（通常称为“中概股”）赴境外上市募资的关键目的地。2021年至今，中概股占香港股票市场整体市值的比重稳定在75%以上。

内地企业在港股市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香港市场的基本面日益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图表6是港股总市值及中概股市值占比。至2025年12月底，香港有2686家上市公司，总市值47.4万亿港元，较2024年底升逾34%。其中，内地企业占港交所主板创业板总市值的79.3%、占整体成交金额比例达90.6%，均与2024年底基本持平。

图表7是中概股IPO募资额及其占比。中概股IPO在整个香港IPO中占较大比重。2025年，118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其中中概股企业110家，占香港总IPO的93%；中概股IPO融资额为2433亿港币，占香港市场IPO融资额的85%。截至2025年12月，累计共有1552家中概股在港股市场上市。

从市场结构与融资规模来看，中概股的高度参与深刻塑造了香港IPO市场的生态。大量来自科技、消费、金融及新能源等行业的内地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首次公开募资的首选地，既得益于香港与国际接轨的上市规则、成熟的监管框架以及高度的资金流动自由，也受益于其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背靠内地庞大经济腹地的区位优势。此外，香港交易所持续优化上市制度（如2018年推出的同股不同权及生物科技章节上市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新兴行业和创新型内地企业的吸引力。

中概股在香港的大规模募资，不仅为企业自身拓展了国际融资渠道、优化了资本结构，也强化了香港资本市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香港凭借其“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稳健的法律体系以及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为内地企业提供了兼具安全性与国际化的融资平台，有效支持了国家金融双向开放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尽管海南自贸港等国内其他开放平台在政策创新与发展潜力上具有独特优势，但其在法治环境、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基础设施、国际投资者认可度以及全球金融网络深度等方面，短期内仍难以取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成熟地位。香港长期形成的制度软实力、市场公信力与国际枢纽角色，在当前阶段具有不可替代性。

海南封关给香港带来的影响与机遇

一、贸易与转口功能：海南可能“部分替代”。

2025年12月18日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将在贸易领域形成与香港部分功能重叠但本质差异的新格局，其对香港的影响是结构性分流而非系统性取代。

海南封关后，将在货物贸易“零关税”、简化通关等方面形成与香港部分重叠的政策环境，可能对香港的传统转口物流业务，尤其是面向内地的中低附加值、标准化商品的贸易中转，形成一定分流。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并非“一刀切”，而是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模式，精准覆盖特定场景：在“一线”（即海南与境外之间）绝大多数进口货物享受免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待遇；在“二线”（即海南与内地之间），政策的关键创新在于“加工增值免关税”，即在海南加工并增值达到30%的货物销往内地时可免缴进口关税，仅需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这为在海南设厂进行实质性加工的企业打开了内地市场。

对于已落地海南的企业而言，封关带来的红利更为直接。以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它以海洋生物、水产品等为原料，生产高附加值的胶原蛋白肽等产品。该公司充分享受到自贸港红利：进口专用设备及部分原料“零关税”，已节省采购成本数百万元人民币；核心产品鱼胶原蛋白肽加工增值达30%后销往内地，可减免约12%的关税。

宝奥菲乐（海南）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韩国的生物技术企业。公司利用“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从韩国进口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的原材料，在海南进行生产加工。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在销往中国内地市场时就能免缴进口关税，大幅降低了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公司在建厂时从韩国进口的几乎所有生产设备，也享受了“零关税”政策，在投产前就见到了政策红利。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日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1月17日，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5132家，一个月的新增备案数量相当于2024年一个季度的备案数。目前，海南外贸经营主体已超10万家。

然而，香港在WTO中作为单独关税区享有独立关税待遇，海南则无此种地位，因此香港作为内地商品出口转口贸易枢纽功能无法由海南取代。

因此，影响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香港在高价值、高时效、高复杂度的全球贸易流转中仍具不可替代性。

二、金融影响：海南短期无力挑战，长期形成“分工而非对抗”。

从金融领域看，短期内海南难以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长期可能推动两地形成“分工协同、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而非简单替代或对抗。

海南自贸港的金融发展定位并非成为“第二个香港”，而是“制度试验田”，侧重于跨境人民币创新、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及特色产业金融，而非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则凭借资本自由流动、普通法体系、与国际完全接轨的监管框架以及深厚的市场生态，持续发挥全球资本配置、风险管理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两地金融角色呈现明显错位。海南侧重境内市场链接与政策压力测试，香港侧重国际市场对接与成熟金融服务。这种分工有利于国家构建多层次金融开放体系，香港可借此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可能从海南的成功试验中获益。

三、机遇大于挑战。

尽管竞争存在，海南封关更多被视为“机遇大于挑战”。香港可凭借其高度国际化、市场化与专业化的成熟体系，与海南形成深度互补与战略协同，共同构建“拼船出海”的合作模式。在此框架下，香港不仅是资本与技术的输出方，更是制度与经验的贡献者，其在全球网络中的枢纽功能将进一步放大。

从投资合作来看，香港作为海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已展现出强劲的投资动能。香港企业可依托其在先进制造、高端服务等领域的专业优势，投资海南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利用海南“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政策环境，在海南建立面向内地市场的生产、分拨与服务中心，进一步拓展业务版图。

更重要的是，海南封关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进程中，香港可进一步发挥“超级联系人”与“国际门户”作用。香港具备成熟的法治环境、自由流动的资本与信息、与国际完全接轨的营商体系，这些正是许多国际投资者进入新兴市场时最看重的制度保障，为其进入海南这一新市场提供了可靠的“翻译器”。“香港接轨国际、海南对接内地”的双层协作体系不仅为国际资源提供了安全高效的进入方式，也使香港在国家开放全局中进一步强化其双向桥梁与战略支点的功能。

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全球的桥梁，其转口贸易、资本流动和上市平台等独特优势，已深度融入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是海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替代的。

香港难以被替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制度根基与系统生态上。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成熟法律与仲裁体系、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金融制度、高度国际化的专业服务集群，以及作为全球高价值商品与复杂供应链管理关键枢纽的地位，这些经过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综合优势，是短期内任何新兴平台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香港与海南具有广泛的协同空间。双方可在投资联动、产业链供应链协作、金融创新试点与风险压力测试的分工配合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拓展内地与国际市场。香港能够以其丰富的国际经验和网络资源，成为海南对接国际规则、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的重要战略伙伴。

展望未来，香港可主动借助海南的开放红利，深化双边投资合作，拓展金融及专业服务的腹地辐射范围，进一步发挥其“超级联系人”的桥梁作用，引导国际资本、技术与人才通过香港进入海南乃至更广阔的内地市场。

（作者叶冬艳为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单抒文为南京大学金融硕士研究生；欧阳辉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级副院长；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