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两会期间，某位政协委员在谈及未来教育改革时表示，随着适龄人口的逐步下降，未来 “ 取消中高考”是必然的，这一言论引发了社会热议。

的确，近年来，出生人口发生断崖式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仅为792万人，比2016年的峰值缩水超过55%，也就是说十年时间，少了近千万新生儿。

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适龄入学人数必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步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逐步传导。

以上海为例，全市学前教育人数在2018年达到峰值，小学在校生规模在2023年触顶。

根据现有模型预测，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在校生规模将分别于2028年和2032年前后达到高峰。

随之而来的，高考报名人数预计在2035年左右迎来阶段性峰值。

上海一方面老年化加剧，另一方面又吸引外来人口，因此各阶段适龄人口达峰时间，基本上与全国同步。

毋庸讳言，学龄人口减少，必然会带来入学竞争的减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早就一去不复返，现在家长们考虑的不是有没学上的问题，而是如何上名校的问题。

如果仅仅以适龄人口减少，就断定未来要“取消中高考”，显然陷入了以偏概全的误区。

假如真的取消中高考，短期看对学生减负是个重大利好，学生将会发出如释重负的欢呼。

但是，抽掉中考和高考这两根支撑了教育选拔功能的支柱，在选拔效能与社会公平这两个维度上，可能都会带来急速坍塌，并非是理想国的桃源，。

其沉重的代价，或许是整个民族未来活力的悄然流逝，以及社会阶层流动闸门的关闭。

中考与高考，作为相对标准化的考试，固然有其僵化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与家长的负担。

但是中高考却像一张广阔的雷达网，从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捕捉到那些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学习潜能与坚韧毅力种子的“信号”。

取消中高考，把人才的选拔依赖于“自动冒尖”，或者是个体早熟、家庭启蒙等少数机遇，无疑是一场豪赌。

国家持久的科技创新，必然依赖于各行各业高水平人才持续而稳定的供给，而不是仅靠几颗偶尔闪耀的明星。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果，离不开当年恢复高考所培养的数千万人才。

从钱学森之问到近年的“卡脖子”之痛，国家对卓越人才的需求何等渴望与迫切，如果没有系统的选拔，仅靠零星、自发的涌现，将会带来科技创新的系统性风险！

取消中高考，带来更加严峻的后果，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将遭到腐蚀。

考试以及直观的分数，就其形式而言，毕竟提供了清晰、可量化的数据，理论上对所有参与者是公开的竞赛规则。

一旦“分数”这一“人人平等”具有公共约束力的标尺被抽走，升学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将依据何种规则？

靠抽签？在义务教育阶段，更加注重公平，尚可采取。

到了中高考，靠推荐信、特长，还是综合素质、面试？

这些似乎全面的考察，在缺乏通明度与监督的环境下，其主观性和操作空间和将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放大。

其结果几乎是必然的：资本渗透、权力寻租、关系运作，潜规则迅速填满分数缺失带来的真空。

对于寒门子弟来说，依靠自己努力实现“改换门庭”的通道，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堵由隐形壁垒所筑成的无形之墙。

教育，本该是社会阶层流动最有力的助推器，却会蜕变为冷冰冰的阶层固化。

从更深层次来看，中高考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其意义不仅在于选拔，还在于维系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提供一个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虽然这个规则有很多缺点，很多人也不满。

一旦取消这个游戏规则，却无法建立一种更加公平、具备普遍信任的新规则，带来只会是混乱和不公。

想想文革后期，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推荐的是哪些人？带来的是什么？

回望历史，科举制度虽然有其时代局限，但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才的选拔和社会阶层的流动。

隋唐以来，一直存在科举制度的存费之争，但始终围绕着“如何更公正有效地选拔人才”这一核心问题。

同样，当下中高考，固然有很多弊端，我们更希望的是丰富其维度、弥补其缺陷、减轻其负担，使其更加科学、人性化，更加有利于人才的选拔。

假如真的取消中高考，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两场考试，而是一套至关重要的社会选拔与公平的锚定系统。

对于寒门子弟来说，绝不是减负的欢呼，而是一场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