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不久前，法律学者罗翔撰文，表示“吸毒入刑”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曾经在美国留学的网络博主“牢A”，反驳罗翔所阐释的法律观念上的平等生命权，并主张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重要。

“牢A”的言论在评论区获得不少拥护，这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厌倦——人们厌倦了法学家们温吞的说教，厌倦了那套似乎总在为恶魔辩护的“程序正义”。

在很多人看来，世界很简单：好人得好报，坏人受惩罚。把好人和坏人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本身就是一种对好人的侮辱。

这种愤怒不仅合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存在不少局限。也许在很多人的视野里，这就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而在这个残忍的时代，谈论程序和理想太奢侈，我们必须确保现实。

真实情况要比网络舆论严肃得多。今天的文章，从一种社会性焦虑谈起。

💡本文系作者观点，欢迎理性的探讨，但假如你进入文章前已有不可撼动的立场，建议直接关闭不看。

01.

好人面具下的焦虑

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如今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普通人来说，“好人”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自我评价，更是一种生存策略。

在一个竞争激烈、容错率极低、且道德判断常常泛化为公共舆论，进而冲击社会奖惩的环境下，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人”，是大多数人维持生活稳定的唯一抓手。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不是危险的坏人，这种生活状态使得人们的心理处于一种紧绷的防御姿态。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权利被大众潜意识地视为一种稀有资源，而非基础。当罗翔说“罪犯也是人，也有生命权”时，他是在阐述一个现代法治的底线逻辑——权利是先于行为存在的。

但在焦虑者听来，这不仅仅是道理上的冒犯，更是对生存逻辑的否定。如果连十恶不赦的“坏人”都能分走一份名为“权利”的蛋糕，那么“好人”辛辛苦苦维持的道德资本是否就贬值了？

真正的焦虑感在这里。“牢A”的聪明之处，在于捕捉并利用了这种焦虑。他通过并不复杂的概念偷换，将“法律资格（Entitlement）”与“社会价值（Merit）”混为一谈。

在法理上，承认罪犯拥有生命权，绝不意味着认为他的生命在道德价值上等同于好人。这就好比说，一个连环杀人犯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同样拥有呼吸空气的权利，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歌颂杀人犯的呼吸。

生命权是一种资格，是生而为人的底线配置，而不是一种道德认可与承认。

《我们与恶的距离》

但在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中，这种区分被有意抹去了。世界并不分为权利、奖赏、道德、经济的复杂交织，而是一种简明的“阵营划分”。

就像“牢A”大喊“我就要和你谈道德”，世界分为简单的道德上“好人”与道德上“坏人”的阵营。基础权利与道德承认混淆，因此对罪犯权利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关注，都被解读为对“好人”阵营的侮辱。

这种心态虽然可以理解，但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部分人在为“牢A”叫好时，实际上是在拥抱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制。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站在“好人”的队伍里，站在道德的高点，就能获得某种豁免权和安全感。

而所谓“好人”的根基是流沙。女性主义者是好人吗？环保主义者是好人吗？商业权益的主张者是好人吗？当“好人”的身份成为享有权利的前提，权利就不再是权利，而变成了拥有前提条件的特权——谁来定义“好人”？

与此同时，谁是“坏人”？是罪犯？是不小心欠债的失信人？是每一个在大时代的转轮下偶尔失足、或仅仅是与主流声音不合的普通人？“牢A”甚至认为所有女性留学生和陪读妈妈都是失足者。

“好人”和“坏人”从来不是一张永恒的身份证明，而是一张随时可能被替换的社会便利贴。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定义权极其任性。我们难道见好人坏人的瞬间转换还少吗？

02.

再述“平等”的重要

如果我们剥离民粹主义的激情，冷静审视法治的根基，会发现一个极反直觉的真相：法律的存在，往往不是为了顺从我们的道德直觉，而是为了抵抗它。

当我们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时，被唤醒的是人类基因深处最原始的复仇本能。这种本能痛快、直接，充满血性的快感。然而，文明并不顺应快感，文明是对情感的反思。那么，为什么我们必须咬着牙，去捍卫那个看似荒谬的命题——“坏人”与“好人”拥有平等的生命权？

《毒舌律师》

首先，这并非出于对他人的仁慈，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正如哲学家罗尔斯在“无知之幕”思想实验中所揭示的：

当我们设计社会规则时，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是英雄还是罪犯，是富豪还是乞丐，是审判者还是被误判的嫌疑人——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会选择给那个处境最糟糕的人，留下一条底线。

我们之所以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永远的“好人”，往往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罪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拥有较好的出身、教育和机遇，或者仅仅是因为运气好，没有在某个绝望的时刻走错那一步。

或没有遭遇那种诱惑，或不属于一种危险的性别与身份，或更简单的，我们的恶言恶行在暗处或被网络掩盖，并不为人所知。

如果我们将权利视为“好人”的奖赏，一旦命运转动，我们不幸跌落（哪怕是被冤枉），我们将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保护。保护“坏人”的权利，本质上是我们给那个可能犯错、可能遭遇不幸、可能被误解的自己，买的一份终身保险。

现代平等，就是意识到我们的所得，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具有某种运气和概率。既然一个穷人值得福利兜底，而不是斥责他无能与懒惰，一个犯罪者就应有基本的尊严和权利。

其次，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看，坚持权利平等，是驯服“利维坦”的唯一锁链。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就从法律惩罚角度警示过，国家机器拥有相对于个人压倒性的暴力潜能。

如果我们允许法律根据对象的“好坏”来动态调整力度——对“好人”温情脉脉，对“坏人”雷霆万钧且不讲程序——那么我们就赋予了公权力一种极其危险的自由裁量。这理应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

最后，平等还是伦理学的终极命题。人之所以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德沃金看来，权利是人手中的“王牌”，它必须能够压倒集体的偏好。如果我们因为大多数人讨厌某些人，就可以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那么“人”就沦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个人沦为社会的附庸。这恰恰是康德最反对的功利主义逻辑。

《毒舌律师》

承认罪犯也是人，拥有和我们一样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底线，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情感上接纳他，不意味着法律不惩罚他，不意味着道德承认。

这仅仅意味着，即使是对待一个魔鬼，我们也必须保持一种文明的体面。这种体面不是为了给魔鬼看，而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看。康德甚至用此证明对动物不能残杀取乐的意义。

因为，当我们开始用野蛮对待野蛮，用践踏底线的方式维护底线时，我们打破的，是基于社会幸运分配的根本公平、保护个体免受利维坦之苦的屏障和生而为人之目的的根本基石。

03.

回不去的道德时代

很多人在随“牢A”痛骂现代法律“没人味儿”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回头看，怀念传说中“善恶有报、爱憎分明”的古典时代。

古典时代曾经确实混合道德与法律规则，但那个时代和我们之间，已经存在根本的断裂。里面最大的断裂并不是“好人”与“坏人”，而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翻开《唐律》，你会看到一个叫“八议”的制度。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大德之士犯了法，不能直接审判，要“议”身份和地位，最后往往大事化小。

这在当时天经地义，因为古典法律本质上是“身份法”。我们看到的法律与“德性”的调和，其实是法律与具有德性身份的“君子”的调和。

如果你是认证的“君子”，你确实有特权，你的任何善举都会成为你可以被网开一面的理由；但如果你是底层的“小人”，法律对你来说就是纯粹的刑具。

古典社会将人分为不同的道德等级，又为不同的等级匹配不同的法律待遇。在一种最“理想主义”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可以公正地凭借道德水平划定每个人的道德阶序。

但回看历史，以德入仕的“举孝廉”，不论哪个时代都是豪族世袭的工具。古典时代以德缓刑的美好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其掩盖的，就是道德与社会身份的极端不平等。

另外，以德定刑，而不是以规则定刑，还铸就了古典时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一条巨大断裂带，就是“陌生人社会”与马克思韦伯的“诸神之争”。

在古代，什么是“好人”，大家有共识：忠君爱国、孝顺父母、虔诚敬神。就算有分歧，还有地方宗族长老，依据地方权威，来判定谁是“好人”。宗族社会既带来近距离与熟识，这是判定道德的基础，又带来强大且稳定的道德共识，这是判定的准绳。

但在2026年的今天，这种共识已经粉碎。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眼中的“好人”，可能是一个产业工人眼中的“疯子”；一个坚守传统的保守派眼中的“好人”，可能是一个进步主义者眼中的“老顽固”。

《成瘾剂量》

当大家对“什么是好”都已经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律如果继续坚持“奖励好人、惩罚坏人”，它就不再是正义的化身，而会沦为一部分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暴力工具。

另外，今时今日，失去了宗族近距离社会的长期人际纽带，仅仅根据一时的言行，甚至一次言行，何以判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慈善家未必是好人，一时失足的罪犯也不一定比别人道德水平更低。

正是为了避免社会陷入无休止的道德内战，现代法律被迫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退让：它不再教人“如何成圣”，而只负责规定“如何不可”。它从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所”，退化成了庸俗但必要的“交通规则”。红灯亮了，无论你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刚刚抢劫的犯罪者，都要停车。

这不是因为法律看不出道德品质的高下，而是因为作为交通规则，它必须对驾驶者的道德品质保持盲目，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运转，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才是“现实主义”。

这就是现代法律为什么要发明“法律人格”这个极度抽象、甚至有点无人性的概念。“法律人格”就像一个面具，它遮挡了每个人具体的面容——高尚、卑鄙、富裕或贫穷，只保留了一个最基本的属性：权利的主体。

之所以要戴上这个面具，是因为在陌生人社会里，每个人互不信任，互不了解。为了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协作与交易，大家都需要一种标准化的，可预期的身份。

主张“好人”与“坏人”的法律平等，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高尚了，而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孤独了。平等，是陌生人之间达成契约的唯一公约数。

试图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复刻古典时代的“德性政治”，不仅是刻舟求剑，更是一场有意的灾难。

那些高喊着要剥夺“坏人”权利的人，实际上是在主张和攫取一种特权：既想享受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不用向族长磕头，不用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必遵从社会规则表达），又想拥有古典社会的道德特权（坏人必须被我定义，被我被踩在脚下）。

04.

“好人”的建构学

而且，“好人”与“坏人”这一组相对的概念，也并非无可指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米歇尔·福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刑法体系和道德话语往往聚焦于底层社会的非法行为，而系统性地忽略或轻视精英阶层的掠夺。

这种选择性的聚焦，构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幻觉：让公众误以为罪恶是“那一类人”（穷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边缘人）的专属属性，而那些坐在写字楼里的“正常人”则是天然的道德高地。承认这种界限的虚伪，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街头犯罪洗地，而是要警惕一种基于阶层偏见的道德傲慢。

因此，“坏人”是被建构的知识“发明”出来的。许多人以为基于道德直觉，天经地义的善恶判断，其实来自社会建构。

保护环境天经地义吗？人与人的平权天经地义吗？决不杀戮天经地义吗？从福柯的角度，坏人就是“越轨”，而好人就是“顺从”。“越轨”并不是行为固有的属性，而是社会反应赋予它的定义。

所谓的“好人”，往往只是恰好顺应了当下社会的规则、或者正好处于权力安全区的幸运儿。昨日被追捧的白领脑力服务业工作，今日便成为百无一用的商业障眼法，资本的帮凶，比不得科技的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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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如果剥离掉社会规则的建构性，哪怕仅仅审视个人的道德品质，大家所谓的“好人”身份，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坚硬。

所谓“好人”，其实更像一种幸存者偏差。统计学早就证明，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与犯罪率高度关联。一个人如果出生在暴力横行、父母不给予关爱，还教导孩子如何钻空子的底层家庭，大概率无法成长为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好人”。

这就是伦理学中那个令人不安的概念——“道德运气”。必须诚实地承认，一个人的守法和体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构成性运气”。

这不仅是出身，也是一时一地的运气。一个酒驾司机撞死一个孕妇，简直十恶不赦。一个喝酒的司机侥幸把车开回家，恐怕是很多人都有的体验。前者与后者，其道德上的后果和差异仅仅在于结果。威廉斯正是用此精彩洞察在康德的道德自主大厦上打开口子。

当大众高喊“坏人不配有人权”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假设：好人与坏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前者有着高贵的灵魂，后者有着卑劣的基因。

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证据都在冷冷地嘲笑这种假设：好人与坏人之间，往往只隔着一次失业、一场重病、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一次轻率的决定、或者一场社会思潮的巨变。

在2026年的今天，判断“好人”或“坏人”，早已不是一个仅仅基于道德“直觉”就可以取得共识的事情。

05.

“高举好人”——好听但无用

不得不承认的是，法治必须是冷静的，权利必须是平等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难道通过严惩坏人来保护好人，恫吓其他作奸犯科者，真的错了吗？

这是一个极其诱人的陷阱。民粹主义最强大的伪装，就是它总以“弱者（好人）保护神”的面目出现。它许诺一个干脆利落的正义世界。然而，历史和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给出了那个冷酷的答案：那些口口声声为了“弱者”而磨制的刀，最后的方向总是令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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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噬，首先体现在“完美受害者”的困境上。一旦接受“牢A”的逻辑，即“权利是给予好人的奖赏”时，硬币的另一面就被同时铸造了出来：只有完美的好人，才配拥有正义。

这种逻辑一旦在舆论场生根，对受害者的道德审查就会变得无比苛刻。一个受害者如果不够“清白”，不够符合大众对“好人”的刻板想象，他实际上就被开除出了“好人”的籍贯，进而丧失了被保护的资格。

这种对“完美受害者”的执念，实际上是把无数处于灰色地带、有着各种瑕疵的普通弱者，推向了孤立无援的深渊。

回到最初理想与现实，程序与实质的二分，其实恰恰与直觉相反，认为个体拥有分辨道德的标准与自信，并因此得到“根本的正义”，这才是理想主义。而罗翔的主张不仅不高大上，反而窝窝囊囊。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维护犯罪者的权利更窝囊的事情吗？

法治是非常窝囊和平庸的，它不许诺道德天国，不提供快意恩仇的爽剧剧本，它甚至经常让大家感到这种窝囊和憋屈。但正是这种平庸的正义，构成了普通人真正的庇护所。

平等成为一种价值，不是因为坏人值得，而是因为不管从道理上还是现实上，我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一种自信——我永远是一个好人。

撰文：中李

编辑：t&b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正义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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