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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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寒风中登基。
这是一个底层乞丐完成逆袭的时刻,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急转向内的起点。
如果你只把这一天理解为“改朝换代”,那你低估了它对后世六百年的影响。
文|潇湘倦客
1368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四。南京城(当时称应天府)的天气大概率是阴冷的。这是小冰河时期的中国,正月的寒风能刺透最厚的棉袍。
但在紫金山的南麓,空气却被一种肃穆感笼罩着。
这一天,四十岁的朱元璋,那个曾经在淮西平原上要饭的和尚、那个在死人堆里打滚的九夫长、那个被叫做“朱重八”的贫农儿子,要干一件大事。
他要登基了。
他将把国号定为“大明”,年号“洪武”。
历史上将这一天描述为“封建王朝的更替”,但如果透过那些辉煌的冕旒和缭绕的香烟,你会发现,这一天不仅仅是一个新朝代的开始,更是中国历史逻辑的一次彻底重写。
从这一天起,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底层生存逻辑构建的、精密而严酷的“洪武时代”,我们至今仍能隐约感受到它那有力的跳动脉搏。
当朱元璋身着红色龙袍,一步步走上南郊的祭坛时,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内心深处并非狂喜,或许有种不真实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极度警惕。
离他不远的地方,匍伏着徐达、李善长、刘基这些当世人杰。但时间倒回24年前,1344年的那个春天,他只是濠州钟离县一个绝望的少年。
那一年旱灾加蝗灾,瘟疫横行。短短半个月内,父亲、大哥、母亲、侄子相继饿死。那个叫朱重八的少年,面对的是几具发臭的尸体。他没有棺材,没有寿衣,也没有可以安葬的墓地,他只能求地主刘德给一块荒地埋葬亲人,但被拒绝了。
最后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去,给了一小块地。他和二哥用草席裹着尸体,在暴雨中往坑里填土。
这种绝望与无助,构成了朱元璋人格的底色。
很多人在这个日子里,看到的是“天命所归”。但我看到的是一个“终级幸存者”。
在元末那场惨烈的群雄绞杀游戏中,他是唯一的通关者。韩山童死了,徐寿辉死了,不可一世的陈友谅连同他的巨无霸舰队也沉在了鄱阳湖底,那个富甲天下的私盐贩子张士诚也在苏州城破后上吊了。
只有他,朱重八,活到了1368年。
所以,在1月23日这天的祭天祝文中,朱元璋没有像历代皇帝那样大谈什么“祥瑞”,他非常坦诚,甚至坦诚得有点土气。
他对老天爷说:
“惟臣朱元璋,本淮右布衣。江左群雄,肆行暴虐……荷上天眷顾,祖宗积庆,遂平群雄,息民于田里。”
翻译过来就是:我本来是个老百姓,是被逼得没办法才出来的。我能赢,纯粹是老天爷赏饭吃,加上祖宗积德。
这段话里,藏着朱元璋的恐惧与极度的不安全感。他深知“底层逆袭”的概率有多低,所以他比任何贵族出生的皇帝都更清楚,这把龙椅,坐上去没那么容易。
因此,他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一个他觉得“安全”的样子。
很多朋友都知道,“明”这个字,和当时流行的民间宗教“摩尼教”(明教)以及“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有关。韩山童、刘福通红巾起义时,打的就是这个旗号。
作为曾经红巾军的一员,朱元璋继承了这个字。但是,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作为皇帝的朱元璋,又必须切断这个字背后的造反属性。
这是一个极高难度的操作。
在这一天,他通过复杂的儒家礼仪,赋予了“大明”全新的解释:“大明”不再是明教的“明”,而是《易经》里的“大明终始”,是正统儒家哲学里的光明与火。
在五行学说中,元朝属“金”,而明朝属“火”。火克金,这是天道循环。
这就是朱元璋的精明之处,他先是利用了民间宗教的动员能力打天下,但在坐天下的第一天,他就果断地把梯子抽了,换上了士大夫们喜欢的儒家招牌。
从1368年1月23日开始,那些曾经和他一起高喊“明王出世”的人们,如果不识时务,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信奉的那个“明教”已经被定性成了“邪教”。
1368年1月23日这一天,对普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从宏观叙事看,这当然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伟大时刻。汉文化重新成为了官方正统,衣冠礼仪回到了唐宋的轨道。
但是,如果我们剥离民族主义的情绪,冷静地审视社会结构的变迁,你会发现:这一天,中国社会开始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封闭状态。
朱元璋出身农民,他痛恨商人,痛恨人员流动,痛恨新事物,疼很一切不可控的因素。
宋元时期那种活跃的商品经济、开放的海外贸易、宽松的市民文化,在明朝建立后,逐渐被一种沉闷的“小农经济+理学教条”所取代。
在他的理想制度愿景下,是要将老百姓死死地钉在土地上。“知白守黑,老死不相往来”。农户种地,军户打仗,工匠做工,世世代代,不许乱跑,子承父业,不许转行。
甚至连穿什么衣服,用什么碗,住多大的房子,都在《大明律》里规定得死死的。
从1368年开始,中国历史仿佛从奔腾的黄河,拐进了一个由于管理过度而日益淤塞的运河。
朱元璋用他天才般的控制欲,设计了一个能自动运行千年的超稳定体制。这个体制确实很稳定,明朝皇帝大多昏庸,但国祚依然能有276年,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大明体制依然运行平稳,但它的代价是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创新的可能。
那个曾经在海上称霸的中国,那个发明了纸币和火药的中国,在这个寒冷的清晨,转身向内,关上了大门。
他不仅重新修缮长城防备蒙古人,他还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修了一道无形的墙。
1368年1月23日,典礼结束后,朱元璋回到乾清宫内,外面的风依然很冷。
此时,他可能想起了死去的父母,想起了皇觉寺的钟声,想起了鄱阳湖的战火。他成功了,他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可能的逆袭。
但他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他知道,打江山靠狠,守江山靠的是另一种更难的东西。
他这一生,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庞大的帝国,不再重演元末的悲剧?
他给出的答案是:严刑峻法,极度集权,以及对贪官污吏剥皮实草的零容忍。
他废除宰相,不在与士大夫共天下;他设立锦衣卫,要让天下人在他面前颤抖;他大兴文字狱,使言论不在自由。
这些举措,在当时或许是唯一的解药,但也成了后来明朝三百年的毒药。
他用铁腕缔造的秩序,却最终在内部僵化与外部冲击下,不可避免地也走向覆灭的轨道。他试图防止“元末的悲剧”发生,却未能终结历史的轮回。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深刻的悖论:一位竭尽全力想用制度杜绝一切风险的皇帝,他最大的遗产,恰恰是证明了没有任何制度能一劳永逸地对抗时间的磨损与人性的复杂。
1368年的这一天,朱元璋开启了一个时代。他把中国从元末的无序混乱中拉了出来,却又带入了一个更加漫长、更加沉重的威权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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