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风水，原本不复杂：水泊一圈，芦苇万顷，能容人，也能藏事。可人一多，心一杂，风水便不只看山水，还要看人心的走向。晁盖与宋江，正是在这片水泊里，被时代和局势推到了同一张桌子前。

若只论个人品性，晁盖并不输宋江。

托塔天王出身富户，却无富户的算计。他重情义，轻计较，书里写他“仗义疏财”，并非虚言。劫生辰纲一事，本是九死一生，事发之后官军追捕，晁盖的选择极简单——“你们先走，我断后”。这种人，天生就是让人放心的大哥。跟着他，不必时时绷着神经；哪怕闯了祸，大哥也会站出来兜着。

再说分钱。几万贯的生辰纲，晁盖分得痛快，从不细算功劳大小。对他来说，兄弟们快活，比银子重要。这种领导，最适合草莽初起的时候：人少、事粗、靠的是一腔热血。

诗曰：

江湖未问前程路，

但把金银付酒樽。

今日兄弟同生死，

明朝去处不须论。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

梁山不是一直停留在“喝酒分赃”的阶段。王伦死后，梁山开始扩张；晁盖坐稳头把交椅之后，山寨的规模、声势、风险，都在往上抬。兄弟们不再只是逃命的人，而成了一股无法被忽视的武装力量。这个时候，光有义气，就不够了。

宋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宋江的性子，与晁盖几乎相反。他出身体制，熟悉规则，懂得人情往来，也懂得什么叫“借势”。他不喜欢躺平，他想要一个说得出口的归宿，也想给别人一个交代。于是你会发现，宋江走到哪里，哪里就开始“规划未来”：招降纳叛、结交豪强、广撒人情。

晁盖治山寨，像管一个大家庭；宋江经营梁山，却更像在搭一张网。

这张网，不只为当下，也为以后。

晁盖不是看不出宋江的能耐，但他驾驭不了。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方向不同。晁盖的理想梁山，是“兄弟快活”；宋江心里的梁山，是“兄弟有去处”。前者靠情分维系，后者靠前程牵引。一旦兄弟们开始思考“以后怎么办”，天平自然会倾斜。

吴用的选择，正是这个变化的缩影。

吴用原是教书先生，心高气傲，一生“襟抱未曾开”。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豪爽的大哥，而是一个能让他施展谋略的主心骨。晁盖待他不薄，却从不需要他“多想”；宋江却恰恰相反，凡事都要谋划，都要布局。

招朱仝、算卢俊义，这些事，本质上不是狠不狠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做”的问题。宋江要做，吴用就能做；晁盖不愿做，吴用便无用武之地。人往高处走，并非背叛，而是本能。

书中并未写吴用当面弃晁盖而去，因为也不必。梁山不是晁盖的私产，兄弟也不是他的部曲。晁盖的权威，建立在情义之上；而情义，最经不起时代变化。

再往后看，更能看清这一点。

晁盖中箭而亡，临终前要宋江“报仇”，却不点名继位。这一笔，看似大度，实则无力。因为他心里明白，梁山已经不是当年的梁山了。这个位置，不是点出来的，是局势推出来的。

诗曰：

水泊原无龙虎约，

英雄各逐一时潮。

情深只合分金酒，

大业终须借智谋。

所以，与其问“晁盖为什么无法驾驭宋江”，不如说：梁山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只讲义气的首领了。

晁盖适合做乱世中的大哥；宋江，却更适合做组织的核心。当环境改变，领导者若不随之改变，权力自然会流走。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时代在选人。

晁盖输的，从来不是宋江，而是梁山走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