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隐士，名叫严光。伟大革命家毛主席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对严光有着不同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思想的发展和成熟的脉络。

严光（生卒年未详），字子陵，浙江余姚人。据《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传》载，严光“少有高名”，曾与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同学。

刘秀推翻新莽政权，建立东汉即皇帝位后，严光却隐姓埋名，避至乡野。刘秀思贤念旧，令人绘画严光的相貌四处寻访。

寻访者终于找到严光后，只见他披着羊裘，垂钓泽中。光武帝刘秀派特使专车，“安车玄纁”，将严光接到东都洛阳。

然而，严光却在宾馆高卧，不愿去拜见当了皇帝的老同学。刘秀只好屈尊去宾馆请老同学，说：“子陵啊子陵，你就不愿出来帮助我治理国家吗？”严光婉拒道：“帝尧著德，巢父洗耳。人各有志，何必相逼！”

刘秀想让严光担任谏议大夫一职，但却被拒绝了。后来严光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终身没有到朝廷当官。

自东汉以后，人们对严光不仕光武之事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北宋名臣范仲淹视严光为楷模而景仰。北宋王安石则留有“迹似磻溪应有待，世无西伯可能留”的诗句，将严光隐居理解为怀才不遇后的无奈选择。

而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却将严光视为“罪之大者”，认为他只求个人安逸、不为天下苍生造福，根本无德可言。

也有论者将严光视为沽名钓誉之徒，清朝有一首诗批评严光云：“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毛主席很早就研读过严光的史书传记以及后世对他的评价。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有一段评价东汉名士严光的文字：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曰：“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在20岁的毛泽东看来，刘秀登帝位之后，严光不愿出而为辅佐之臣，也是自然之事。况且，在致大司徒侯霸的信中，严光已经提出了“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的治国主张，颇具远见卓识。严光的这句话虽然是在致侯霸的信中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是写给光武帝刘秀的建议。经过多年的战乱，东汉建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严光提出了“怀仁辅义”的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以供刘秀参考的。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抄录了王夫之的两句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此时在他的心目中，传教的圣贤要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所以他说：“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青年毛泽东认为，后人非议严光摆架子，帝召不就，乃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则帝王之功亦是圣贤之功的道理。他同时认为，严光不出仕，专心于传教于后世，是一个在当时能“正风俗”的人，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独特作用，这远非只会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替代和比拟的。

青年毛泽东认为严光还具有“不屈于帝王”的抗争精神。据《后汉书》记载，严光躺在光武帝的龙床上与光武帝论天下大事，光武帝就坐在床沿上，夜晚二人同榻而眠。严光不改“狂奴故态”，将腿架到光武帝肚子上。从中可看出光武帝对严光的“恩宠”，待之如兄弟，这在封建君主中可谓凤毛麟角。

尽管刘秀不满严光避召，称为“狂奴故态”，但严光敢于躺在床上，让刘秀坐在床沿上与他对话，不屈于帝王的专制权威，没有依从刘秀的意旨，坚决不出来做官。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光不屈于帝王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的确是“高尚不可及哉”。

然而，随着思想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对严光有了新的看法。

北宋范仲淹曾应邀写过一篇仅两百余字的碑文《严先生词堂记》，简述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之事，认为二人显示了高风亮节，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则不爱权力和俗名，对他们颇为敬慕。范仲淹由衷地赞叹道：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1914年，比毛泽东高三年级的同学萧子升，曾把自己写有二十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毛泽东看。其中第一篇作文便是《评范仲淹的<严先生词堂记>》。该文认为，光武帝仅仅是请朋友帮忙处理繁冗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而严光也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倘若他决心不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光武帝并与之共寝？这不也表明他同样爱慕虚荣吗？

据萧子升在《我和毛主席的一段曲折经历》中记述：“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毛主席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二百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

可见，此时的毛泽东，部分地否定了一年前的观点，以严光“不出为非”。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最推崇的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而严光虽然能够“正风俗”，然而却没有出来“办事”，不能不令人憾然。因此，他认为能“传教”而不能“办事”的严光，虽值得推崇却并非尽善尽美。

在成为人民领袖之后，毛主席对“严光式”的的消极归隐思想，是不赞同的。这从他与柳亚子的诗歌唱和中就委婉地流露出来。

1949年3月，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毛主席的老朋友柳亚子先生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尾联云：“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即什么时候解放军南征的捷报传来，解放了我的家乡，我便要像严光隐居子陵滩一样，回到家乡分湖去养老了。

一个月后，柳亚子收到了毛主席的和诗，其尾联云：“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主席对老友委婉相劝：你别嫌北京的昆明池水浅了，观鱼可是胜过富春江啊！目前你在北京工作的条件可能差了点，不能如你的意，但总比像严光那样回去隐居强得多吧！

一唱一和，两首诗都用到了严光的典故。毛主席以“富春江”对“子陵滩”，劝柳亚子打消回家养老的念头，劝勉柳亚子不要学严光归隐，而应“出而办天下之事”，参加中央政府，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毛主席寓教于典，委婉隽永，同时传达出他对严光隐居而不“办天下之事”的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