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

戴伟华 著

中华书局

2023年11月

■赵梓琳

戴伟华教授的《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从社会、地域、风俗等多维视角，揭示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为唐诗研究开辟了新境。

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到《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戴伟华的研究一直关注时空坐标中文学生成和演进的机制。《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将其“在历史中理解文学”的理念，推进至对唐代“文化生态”的整体考察，实现其四十年研究的系统集成与跃升。

引入“文化生态”的概念以研究唐代诗歌，这并非简单套用理论术语，而是构建了一种有机的研究范式。他在开篇即提出“文化生态就是文化的形成和存在的状态”，进而界定了“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圈”等关键术语，系统阐述了文化生态视野的内涵以及其与诗歌创作有可能发生的联系，为后续论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这一视角超越传统的文学内部研究模式，由“内”向“外”，力求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唐诗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力。

如对《状江南》组诗的研究，作者将其置于安史之乱后文化中心南移的历史节点，揭示浙东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如何反映大历时期的格局变动、文人分布态势与区域文化圈的形成机制。这种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交叉分析，使那些原本静止的文本重新获得了流动的历史生命。

与作者以往的著作相比，尽管本书中有过半内容仍关注地域文化的生态构成，但其分析方法已由过去全局性的宏观透视，发展为更加精细的二元式分析，集中探讨贯穿有唐一代的南北文化差异、融合及其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在第二、三章中，作者通过政治的角度透视文学发展与文人命运，为读者揭示了政治与文学发展的互动共生关系，阐明了政治与文学“才”“性”的差别与联系。例如，对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的解读，跳出了传统的艺术赏析框架，将王湾与开元名相张说的政治实践相联系。在第八章中，作者不仅深入讨论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诗学史意义，还论述了张说专题此联于政事堂的政治寓意。戴伟华指出，张说此举不仅是出于审美欣赏，更是因为这些诗句承载着特定的政治理想——表达对“开元”愿景的向往与锐意改革的决心。这种将诗歌嵌入政治文化语境的解读，揭示出文本表层下的历史潜流，赋予文学阐释以思想的厚度。

此外，作者还由此诗延伸，论及殷璠《河岳英灵集叙》以该诗的创作时间为选诗起点，解读其政治寓意不仅可澄清《河岳英灵集叙》中“起甲寅”的具体所指，也有助于理解殷璠编选行为背后的时代动机。

在地域文化方面，戴伟华并未止步于简单的地域文学描述，而是深入分析南北文化差异如何影响诗人的创作观念和审美取向。第四章对长安与江南两大文化中心的比较研究尤为精彩，指出二者不仅存在南北空间差异，更有强弱消长的动态关系变化。

在论及刘禹锡和白居易《春深》唱和时，戴伟华指出过往研究对地域因素的忽视，阐明长安作为唱和的核心意象，虽经安史之乱冲击而短暂衰落却又很快进入文化中心；同时指出，刘诗中刻意排斥江南书写，实为一种有选择的文化记忆，这缘于诗人的整体生活经验与心理认同。在分析岑参边塞诗时，作者进一步揭示地缘差异在其中的意义及其对诗歌风貌的影响，指出天山南北的自然生态差异与强弱文化摩擦，共同塑造了岑参边塞诗作的多样面貌。

在社会风俗方面，作者利用墓壁画《仪卫图》考释“戎装拜春设，左握宝刀斜”诗句，证实此为方镇戎装佩刀的春仪礼仪。这种文物与文本的互证，为利用非文字材料研究文学提供示范。对敦煌《咏廿四气诗》的研究，更综合运用律令、历法知识进行跨学科考证。

戴伟华教授始终保持着对文本本身的细读与尊重，在文本纵深中发掘新问题。他通过系统考证《河岳英灵集》产生背景，将读者带回盛唐时代。他还从“状”概念入手揭示《状江南》在咏物诗发展中的创新性，指出大历诗人《状江南》集体唱和的时代内涵与地域文化书写价值。这种在常见材料中发现新问题的能力，正是其学术洞察力的体现。

方法论上的多元与融通，是《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的一大亮点，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得到了尤为深刻的体现。举例来说，乾元元年(758)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艺术精湛，在诗歌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样的名篇得到新的阐释，四人所写京城气象和现实应有相当大的差距，诗中呈现的图景应是诗人对盛世的记忆和现世景象的叠合。

本书延续了戴伟华教授立足经典文本、注重文献细节的治学路径，以具体问题切入，渐次展开对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探求。他对文化的兴趣在于对具体事物的关注，而非理论阐释。全书各章均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章节内部小节之间逻辑紧密，呈现出思维推进的层次性；每节末尾均附小节，收束观点，提炼要义，体现其清晰的论述节奏与严谨的学术训练。

通过对盛唐诗歌气象的阐释、对《河岳英灵集》编选过程的考辨，《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不断唤醒读者对开放多元时代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传递不仅展现唐诗的艺术魅力，更为今天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深层滋养。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今天，该著作如此对传统进行深耕并赋予当代意义的学术实践，正是古典文学研究实现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

《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以宏阔视野、精密考辨与人文温度，将“文化生态”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可操作的研究范式。它启示我们，只有将文学放回其文化母体，才能充分认识其价值。当学术研究能够唤醒沉睡在历史中的文化生命时，便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