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孙自法)被考古学界誉为“石破天惊”的新石器时代石峁遗址，是中国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复杂的城防布局、多元的祭祀遗迹与高等级的文物遗存，展现出典型的早期国家形态与高度的社会复杂化特征。

然而，对于4000多年前的石峁遗址人群来源、社会结构及与周边人群的关系等科学问题，学界长期以来颇有争议，也备受关注。

确凿证据破解谜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脊椎所)的最新消息说，该所付巧妹研究团队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孙周勇考古团队，并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合作者一起，对来自石峁遗址及周边、晋南地区遗址共169例古代人骨样本，历时13年展开大规模、高分辨率、系统性古DNA研究，终于以确凿的遗传学证据破解石峁遗址人群来源、社会结构、周边关系等谜题。

这项石峁遗址考古取得的重大研究突破，是全球范围内首次从遗传学角度对如此大规模、高复杂性的史前都邑性遗址进行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研究，也是首次用古DNA重建中国最大规模、具清晰早期国家特征的史前城址的复杂社会组织结构及与亲缘绑定的森严等级制度。北京时间11月27日凌晨，相关成果论文以“石峁古城古DNA揭秘新石器时代中国地区亲缘关系习俗”为题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上线发表。

论文通讯作者付巧妹研究员指出，本项研究以确凿遗传学证据，证实石峁文化人群主体源于陕北仰韶晚期人群，确立其文化和人群发展的连续性；揭示石峁文化人群与周边陶寺文化人群、北方草原文化人群、南方稻作农业人群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展现出史前农牧业人群广泛的互动交流历史场景；精细重建石峁古城内部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清晰透视其以父系亲缘为核心构建社会等级的运行模式，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提供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范本，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与社会阶层构成提供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

相关专家评价称，该成果“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新证据链”“在东亚地区开创了运用古DNA方法揭示史前社会阶级分化与人祭现象的研究先河”“展示出首个国家文明的人群历史与早期社会的遗传结构，对于认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早期文明形态具有关键意义”。

主体人群连续遗传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陈泽慧副研究员和孙周勇研究员介绍说，在持续13年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捕获分析来自陕北仰韶晚期遗址、龙山时期石峁遗址和周边卫星遗址以及晋南遗址共计169例古代人类核基因组，分析揭示石峁主体人群的遗传成分高度一致，均和陕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相同。

进一步研究发现，石峁文化人群的部分离群个体还携有一定比例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人群和南方沿海人群相关祖源成分，显示出石峁人群的多元遗传构成，但并未影响到陕北地区主体人群的遗传连续性。

由此可见，石峁文化与相关人群呈现出“主干清晰、多元交融”的动态形成过程，以当地仰韶人群为稳定的遗传主干，同时与中原、草原和南方的农牧业人群保持着不同程度、长期的互动交流，这也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演进提供了关键实证。

具有多重开创意义

石峁遗址的父系主导社会结构方面，研究构建起横跨高达四代的家族谱系，主要建立者均为地位较高男性墓主，其配偶来自不同生物学家族；在目前检测的所有石峁文化遗址中，父系的Y染色体单倍型结构较为单一，而母系的线粒体单倍型高度多样；相关墓葬空间布局和家庭关系也支持潜在的父系为主导的居住体系。

付巧妹表示，对石峁古城这种具有超大规模、复杂多样殉葬形式的等级社会的古DNA研究尚属世界首例。该研究通过古基因组学证据，系统揭示中华文明前夜——石峁文化的人群来源和社会结构，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证实石峁文化主体人群源于陕北本地仰韶晚期居民，为中华文明在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坚实遗传证据。

其次，揭示石峁文化人群与周边陶寺文化人群、草原文化人群、南方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联系，展现多元文化在史前时期的广泛互动。

第三，研究揭示石峁遗址人群以父系亲缘为主导的遗传模式，从“人群互动”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范本。

这些发现深化了人们对早期国家形态和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路径的认识，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