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林雪原 本报记者 徐嘉彤 李迅典

编者的话：近日，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应质询的首相高市早苗，不仅因为对台湾问题口出狂言而引发国际社会担忧，还因为声称对自己任命的涉“黑金”丑闻官员“寄予深厚的信任”而引发日本国内“政治地震”。在日本，“金钱政治”是与长期存在的筹资惯例、制度漏洞与党内派阀运作相缠绕的系统性问题。自今年6月自民党派阀解散后，关于残余资金的处理、后续监督与透明度相关问题，也在日本媒体上频繁被提出。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称，民众正对自民党显示出深层次的不信任感，“如果（高市）不正视‘黑金’事件所招致的强烈批评，信任的恢复将无从谈起”。

“国民的愤怒被低估了”

“对政治与金钱问题没有反省。”日本《每日新闻》日前的相关报道援引了在野党对高市内阁人事安排的批评声音。在今年7月的另一篇报道里，《每日新闻》援引民调数据称，近四成受访者把“政治与金钱”列为今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重要议题，而“国民的愤怒被低估了”。

先后当选自民党总裁及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截至目前已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官员。10月7日，刚当选自民党总裁不久的高市早苗任命了众议院议员萩生田光一担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此前，萩生田光一因涉“黑金”总额2728万日元（100日元约合4.5元人民币）的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在自民党最大派阀“安倍派”今年6月解散之前，萩生田光一曾是该派阀重要成员。有日媒称，高市对他的任命也是公明党后来宣布退出执政联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任命是，自民党参议院议员佐藤启10月21日被高市早苗任命为内阁官房副长官。他曾在岸田内阁担任财务大臣政务官，日本《朝日新闻》称他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收到了总额超过300万日元的未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记录的资金。佐藤启被任命后，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提出强烈反对，并拒绝其继续参与日本参议院议院运营委员会的会议。11月18日，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召开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理事恳谈会，佐藤启作为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就职演说也被罕见推迟。

在佐藤启被任命后一天，高市早苗又任命了26名副大臣和28名政务官，其中有7人均涉“黑金”丑闻。据英国路透社日语版报道，在前不久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质询中，日本立宪民主党参议员莲舫提问称，尽管人才充裕，为何还是任用了涉“黑金”丑闻的佐藤启以及7名副大臣和政务官。对此，高市为自己的任命导致国会运行混乱而道歉，但她表示对佐藤启等人“寄予深厚的信任”，作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不让人才失去发挥才能的舞台，希望他们能好好工作”。此外，据日本《河北新报》报道，高市坚称“不打算撤销已经任命的人”，并在关于强化企业和团体政治捐款监管的问题上表示，“这涉及政治活动自由问题，需要审慎研究”。

《南日本新闻》评论称，高市首相结束了首次国会论战——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上，她显露出鹰派姿态，在台湾问题上给出了“超出政府一贯表态口径的答复”，也没有明确表示坚持无核三原则；而在政治和金钱问题上，她也呈现出“消极态度”。

11月5日，日本《周刊文春》刊发报道，揭露日本总务大臣林芳正去年非法贿赂收买选举工作人员。对此，立宪民主党正准备进一步追查。与此同时，《赤旗》周日版还揭露了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藤田文武涉嫌“公共资金回流”的问题，同样在日本社会引发关注。随着这些议题升温，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国会论战愈发激烈，预计将成为以不低的支持率起步的高市政权的一大考验。高市早苗一系列被视为“没有反省”的行为，使得“黑金”丑闻的余波在日本延续。

修订12次的法律制度“漏洞百出”

在日本，金钱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和矛盾可以追溯到二战后不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叫作《政治资金规正法》。政治资金是指个人、公司和组织以公共赠款的形式提供给寻求公职的政党和候选人用于政治活动的资金。

1948年，在日本的战后改革中，政治制度透明化、民主化是重要议题，政治资金制度也被纳入改革方向之一。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指示下，日本政府出台《政治资金规正法》，正式规范了日本的政治资金制度，要求所有希望筹集或花费政治资金的团体都保留记录，禁止外国人捐款，并规定了对违反法律的团体的处罚措施。

然而，明治大学法学部2009年的一份学术论文称，日本这项新制度虽然学习了美欧的相关制度，但在监管强度、对企业献金的限制上都要温和很多。这一制度在缺乏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很快演变为企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利益交换机制。企业通过献金获得政策便利、预算分配乃至公共工程的优先权，而政治家则借此维持自身派阀的运作资金和选举资源。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说法，这部法律后来经过了至少12次修订，以应对一系列“黑金”事件和丑闻，比如1974年的“洛克希德贿赂案”、上世纪80年代的“利库路特贿赂案”等。1975年的修订引入了政治捐款数量上限，并新增了透明度要求，比如单笔超过10万日元（按1975年汇率约合337美元）的捐款需要公示捐赠人姓名与住址，还推动各政党设立唯一官方募资机构。1994年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政党补助金制度”，以公共资金取代部分企业献金，试图削弱政商勾连。同时，还设立了“政治资金规正委员会”等监督机构，强化透明度与问责机制。最近一次修订是在今年1月，包括规范政治资金筹款活动、降低筹款聚会门票购买者信息公开标准金额等。

但是，日本《朝日新闻》网站刊文称，尽管经过多次修订，《政治资金规正法》仍然“漏洞百出”。比如，最新的修订将政治筹款聚会门票购买者姓名公开的标准从每次“超过20万日元”降低到“超过5万日元”，但由于没有限制聚会次数，捐款者仍可以通过多次小额购买来避开信息公开。而且，这条法律要到2027年才开始实施，在此之前，政党和议员仍有一段“制度空白期”可以进行密集筹款。此外，线上政治筹款聚会也可能成为新的“灰色地带”。再比如，修订后的法律虽然强化了“连坐制”，也就是让议员对其所在政治团体的会计负连带责任，但在野党认为，这样的责任结构仍不足以完全防止政治团体内部“吃回扣”操作。

日本媒体与学者普遍认为，日本针对“黑金”的监管措施在实际执行中效果有限。首先，监管存在“灰色地带”，政治家可通过后援会、政策研究会、相关政治团体等渠道规避限制。其次，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与强制力，违规成本低，多以“说明不足”或“会计疏忽”收场，难以形成有效威慑。

回顾日本“金钱政治”问题的演变，“黑金”的形式虽然有所转变，但本质没有发生变化。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了稳固的权力网络，政（如议员）、官（官僚和行政机关）、财（商界和企业界）三者之间的协调（俗称“铁三角”）使得政策与资金往往在封闭空间内流动，外部监督力量难以渗透。加之选举的庞大开销、地方利益团体的压力以及选举制度给议员本人带来的连任压力，使得日本反复陷入“金权运作”的结构性惯性。

进入“后派阀时代”，政治文化仍注重恩顾关系

“金钱政治”的结构性惯性与日本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日本政治文化历来重视“人情”“义理”与“恩顾关系”。政治家在选区经营人脉，往往通过宴会、后援会活动、捐赠等方式维系支持者。这种以互惠和人情为纽带的政治行为，在社会伦理上未必被视为“腐败”，反而被看作是“信赖关系”的体现。至今，日本社会仍存在对“人情政治”的宽容氛围。

日本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政治”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下的产物，也是加剧“黑金”问题的重要因素。派阀并非单纯的政治理念集团，而更像是资金与人脉的共同体。派阀领袖掌握政治献金的分配权，通过金钱维系成员的忠诚与支持，形成金钱与权力互为依存的循环。

据《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观察，日本民众对“金钱政治”的看法复杂而矛盾。一方面，多数人对政治丑闻感到失望和厌倦，媒体报道也常掀起舆论风暴；另一方面，社会的容忍度又相对较高。日本民众普遍认为“谁上台都一样”，政治丑闻虽引起议论，但未必动摇政权根基。再加上选民投票率持续低迷，多数人对政治冷漠，使得“黑金”丑闻即使被曝光，也常以“道歉—辞职—沉寂”的方式收场。安倍时代之后，日本社会在经济停滞与保守化氛围中，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容忍”——普遍认同政治家需要资金来运作选举和政务，只要不触及明显的违法贪腐，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使得“金钱政治”难以彻底根除。

随着“安倍派”因政治资金丑闻而宣布解散，日本政坛被认为进入了“后派阀时代”。同时，首位女首相的上台也曾被媒体视为“象征性转折”，显示出自民党在形象上的变化。

然而，多数日本媒体与学者认为，这些变化更多是“表层改革”，距离结构性转型仍有距离。《朝日新闻》评论称，高市政权下的自民党“非但未能成为‘求变的自民党’，反而是倒退至旧体制的自民党”。派阀虽名义上解散，但政治资金与人脉网络依旧存在。

有观察人士认为，高市若真想在“后派阀时代”重构自民党，需要提出新的党内组织形态和政治与金钱之间的利益隔绝机制，对资金透明化、问责机制和党内权力结构进行彻底改革，而不是仅仅依赖人事变动以及用道歉修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