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义县城外。

在锦州战役的炮火声中，一位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将领倒在了血泊中。

他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朱瑞，此刻却因一时疏忽，踩中地雷失去了生命。

谁能想到，这位红军元老、曾经的山东党政军一把手，东北野战军的炮兵司令，会以如此方式谢幕？

提到朱瑞，就不得不提东北野战军的另一位大佬，罗荣桓。

两人从红军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都是形影不离的老搭档。

在红军和八路军时期，朱瑞一直都是罗荣桓的上级，可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东野，朱瑞却成了罗荣桓的下属了呢？

说起朱瑞同志呢，是个有来头的主。年轻时去苏联留过学，在莫斯科军校学了一身好本事。回国后立刻得到了重用，担任红衣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朱瑞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而此时的罗荣桓，则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副主任。

此时，在级别上显然朱瑞更高，是罗荣桓名副其实的顶头上司。

抗战爆发后，原本朱瑞是在后方负责统战工作的，而罗荣桓则成了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115师的政委，可谓是大权在握。

到了1939年，为了打开山东抗战局面，中央命令罗荣桓带着115师去山东开疆拓土。结果没过几个月，朱瑞也被派到了山东。

那时的朱瑞，在山东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当上八路军第1纵队政委，山东分局书记，以及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一时身兼数职，权力大得很。

可以说，朱瑞成了山东地区党政军绝对的一把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军事主力罗荣桓和地方大佬黎玉，都得给他让三分。

不过，到了1943年，朱瑞却突然被调到了延安任职，而罗荣桓则成为了我党在山东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一次重要决策上栽了跟头。

1940年6月1日，作为山东一把手的朱瑞，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提出要统一山东的党政军领导，还想给115师正式任命个师长。这下可好，这封电报就像是捅了马蜂窝。

中央本来是想让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朱瑞这一通操作，直接打乱了中央的部署。更要命的是，这封电报还暗示要更换115师的领导，这不是等于公开挑战罗荣桓的权威吗？

这一着棋走错，朱瑞可就犯了大忌。虽然中央没有立即拿他问责，但这个“隐患”却在人们心里埋下了种子。

随后的几年里，山东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群众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和政权建设也不够牢固。1941年，中央派少奇同志来山东指导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山东局领导存在的问题。

这下可好，朱瑞的工作失误被摆到了台面上。虽然他在统战工作上颇有建树，但在群众工作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一时间，朱瑞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打击。

山东待不下去了，中央只能在1943年，将朱瑞调回了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虽然犯了错误，但朱瑞毕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统战工作、部队整编、军事指挥、政治工作，样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尤其是在统战这块儿，那可是一把好手。

因此在1945年七大之后，毛主席决定让朱瑞出山，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叶剑英负责和平谈判工作。可谁知道，朱瑞却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

他找到毛主席，提出自己当年在苏联学过炮兵，想在炮兵建设方面做点贡献。这个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于是，延安炮校成立了，朱瑞成了炮校的代理校长。

抗战胜利后，炮校奉命迁往东北，改名为东北军区炮兵学校。而罗荣桓此时也带着山东军区的数万大军到了东北，两位老搭档再次碰到了一起，只不过曾经的下级成了上级，此时的罗荣桓已经是东北我军的二把手，而朱瑞只是一个没有炮的光杆司令。

但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朱瑞并不看重职务的高低。到了东北之后，他立刻带着一帮学生，开始了他的“捡破烂”大业，到处寻找大炮。

在朱瑞的不懈努力下，到1946年5月，他们居然凑集了700多门各种火炮、50万发炮弹，甚至还弄到了12辆坦克。这下可好，东北的炮兵部队算是有了“硬家伙”。

在朱瑞的主持下，东北军区的炮兵部队发展得是蒸蒸日上。到1947年初三下江南时，炮兵部队已经初具规模，先后派出了70多批次的炮兵连参战，有力的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有历史专家甚至指出，东野能够在短短两三年时间，横扫整个东北，朱瑞指挥的炮兵部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朱瑞的炮兵部队，东北解放或许要推迟一段时间，而牺牲的战士，至少要增加几万人。

当年朱瑞放着副总参谋长的高官不做，坚持前往战场一线，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我军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炮兵。最后不幸牺牲在前线，是当之无愧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