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于许多人而言，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它早已渗透进日常生活与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卷帙浩繁并且体系庞杂……

唐代敦煌莫高窟《金刚经》，扬州博物馆藏。

要梳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脉络，连专家学者也不免望而却步。它牵涉的时间跨度极长，文化碰撞极复杂，既关乎思想转型、政治权力，也关乎民间习俗与人生哲学。

在这方面，有一本100页左右的小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著名学者纷纷发表书评，这就是芮沃寿的《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鸿篇巨作易见，深入浅出难能，一本风行美国课堂数十年的汉学经典之作。

提到芮沃寿你或许不熟悉，但是说到和他比肩的汉学家费正清，或他的学生史景迁，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

别看这本书篇幅不大，却能纵览数百年历史而结构清晰，既有学术深度又兼具可读性，而一些学术研究往往侧重于考据细节、严谨论证，对于普通人来说未免晦涩难懂。

一、从异域到中土

佛教如何一步步扎根中国

佛教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芮沃寿从精英的“大传统”与民间的“小传统”切入，揭示出了它如何在不同社会层面和历史阶段，逐渐融入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汉代，佛教只是边缘的异域信仰，被当作养生方术和道家哲理的一种补充。芮沃寿很敏锐地揭示了，儒法结合的观念体系适应于汉朝的扩张时期，却无力回应崩溃和危机。

芮沃寿指出，汉代中国是扩张的、忙碌而充满生机的、外向的。图为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

他提醒我们，董仲舒的方案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成为包含一切系统的系统，然而也正因为它和制度的深度捆绑、以及它高度衔接的内在结构，使得它在汉末被深刻质疑，自我更新不易。

新道家用自然反对名教，然而无力改变的残酷现实，耗尽了它的全部批判潜力，一些人陷入空想，一些人则玩世不恭。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信仰危机加剧，佛教开始加速传播。佛教不仅依靠高僧翻译经典和帝王提倡，更通过“格义”——用道家、儒家概念解释佛教思想，使精英阶层（大传统）能认同佛法。同时，佛教借助灵验传说、祈福消灾、超度亡灵等民间实践，深植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小传统）。

“道”用来翻译佛教术语dharma（“教法”）或bodhi（“觉悟”）或yoga（“瑜伽”）；“无为”用来翻译佛教表示最终解脱的Nirvāṇa（“涅槃”）；“孝顺”用来翻译更为普遍和抽象的梵语词Sīla（“道德规范”）。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某些被视为冒犯儒家伦理的内容也遭删改，以减少文化摩擦。通过这些必要的调适，佛教逐渐融入汉语语言和伦理环境，在南北朝进入所谓“准备期”与“驯化期”，进一步扎根于中国社会。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和文化融合推动佛教蓬勃发展，唐朝统治者普遍崇信佛教，很多皇帝和皇室成员对佛法大力扶持，这一时期中国佛教进入“独立成长时期”，出现了禅宗、天台宗等本土宗派。

佛教影响深入社会各个层面：上层士大夫中，信佛者甚众，诗文书画里充满佛理意趣；下层民众则通过烧香拜佛、念佛求福等方式将佛教信仰融入日常生活，观音菩萨等成为家喻户晓的慈悲保护神。大量寺院兴建，著名的石窟艺术在此时期达到巅峰。

唐太宗礼遇玄奘取经归来，“西天取经”的故事如今家喻户晓。图｜影视剧《西游记》。

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佛教逐渐进入芮沃寿所谓的“挪用期”。儒学复兴、三教合一，佛教逐渐世俗化和制度化，被纳入国家与地方管理体系。士人兼采儒释道之长，民间信仰更是佛道不分，例如观音被道教奉为慈航真人，关公既是儒家忠义楷模又被寺庙奉为伽蓝菩萨。

二、借用与转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化合反应

佛教在被中国文化接纳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留下丰富的文明遗产。芮沃寿指出，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对自身文化和佛教本身都进行了改造和升华。

例如“顿悟与渐悟之争”，本质上是中国哲人对原始佛教繁琐修行法门的简化，是依托道家“无为”与儒家“渐修”精神，对佛教实践模式的中国式创新。东晋僧人惠远作为第一个教导通过信仰阿弥陀佛而达到解脱的人，著作中满是道家的思想和术语，正体现了佛教在本土语境中的融合。

慧远（334年—416年），东晋高僧，他在庐山东林寺创立“白莲社”，首倡“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推动净土信仰的发展。慧远不仅精通佛学，还广泛涉猎儒、道。

与此同时，佛教之所以能为国家和皇权所借用，是因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它以普世伦理和安慰人心的面貌出现，既能调和社会情绪，又不会直接挑战秩序。佛教丰富的故事库与关于无常的哲思，尤能为君主与士大夫在生死无常中带来心理上的抚慰。

到了隋唐以后，禅宗的崛起为上层士人提供了精神激励，深化了道家式的心性修炼传统；而华严、天台等宗派，则以宏阔的宇宙观和因果论，满足了精英阶层对时间、命运与人生意义的哲学追问。当时的儒家传统一度支离破碎，许多士人反而借助佛学思维寻求超越和重建。

唐代诗人王维（701-761），人称“诗佛”，深受佛教影响。王维自号“摩诘居士”，维摩诘是佛教中著名的在家居士，以智慧通达、言辞辩才著称，代表着居士菩萨理想。

宋明以后，理学兴起。许多新儒家在理论构建和辩论模式中借鉴佛教的“理”“事”等范畴，他们的用语、思路、辩证风格都带有佛教盛行时代的深刻烙印。可以说，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哲学体系和社会生活。

芮沃寿强调，中国对佛教的吸收实为一个双向互动、不断演进的过程。对佛教遗产的觉知，不只是回望过去，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照见中国人如何在碰撞与融合中塑造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命体验。

三、透过异域之眼

领会西方学者的独特观察

以上对佛教中国化历程和影响的描述，大多是站在中国文化内部的视角。但当我们换个角度，从西方汉学家的眼光来看，会发现一些不同的观察方式和解读。

芮沃寿将“大传统/小传统”视为理解佛教传播的关键，揭示了佛教如何在士大夫层面被哲学化、在民间则以信仰和仪式扎根，两者相互作用，让佛教在中国社会全面生根。而两个阶层的分隔，也是近代知识分子致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他还善于用生动的西方意象为中国文化现象提供新角度，比如将新儒家理学比作“阿波罗文化”，强调理性与秩序；而民间信仰则近似“狄奥尼索斯文化”，充满感性、激情和神秘色彩。

再次，作为西方观察者，芮沃寿在研究中展现出一种比较全球的眼光。例如，他注意到中国佛教僧团长期受到国家强力管理，“缘起性空”的理论也阻碍它进一步形成全面的政治理论，难以像基督教会那样主导社会。

此外，芮沃寿还反驳了“中华民族天性理性、不热衷宗教”的偏见，指出从太平道、黄巾起义，到隋唐高僧舍身求法、再到近代的理想主义，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宗教激情。通过这些“异域”视角，他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佛教与中国社会的深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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