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国家来说，加入WTO依然是融入全球经济的便利途径

文｜《财经》记者 江玮

编辑 | 苏琦

“世界贸易组织（WTO）还在国际聚光灯下，它受到了冲击，并不等于边缘化。正是因为它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非常关键，所以受到争议、挑战或者是受到了破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今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在日内瓦办公室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

张向晨在国际贸易领域有超过30年的经验，他的职业生涯与世贸组织密不可分。他曾参与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从2017年4月至2021年1月，他担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一年多后，张向晨以另一种身份返回世贸组织——2021年5月，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任命时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为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在世贸组织，张向晨的职责包括发展、入世谈判、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培训和技术合作等。

在今年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一系列单边关税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冲击，尤其是世贸组织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美国开始阻止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并最终导致上诉机构因人数不足而停摆。今年9月，在世贸组织2025年公共论坛期间甚至有一场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没有美国的世贸组织。

尽管并不认同美国的单边做法，但伊维拉在最近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坦言，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对世贸组织的不少批评是有道理的，为此，世贸组织成员应利用当前危机来解决困扰体系的问题。世贸组织改革将是明年第14届部长级会议（MC14）的核心优先事项。

在2022年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成员第一次同意对世贸组织的功能进行全面审查，通过改革来改善其功能，使之对国际贸易和多边贸易系统的挑战和机遇做出更有效的回应，但改革仍进展缓慢。“现在唯一的共识是成员们都认为 WTO改革是必要的，都同意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内容、时间和框架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张向晨说。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今年9月在日内瓦办公室接受《财经》专访。摄/江玮

全球价值链的三个中心

《财经》：对于今年的全球贸易前景，世贸组织今年4月预计会出现0.2的负增长，但是8月的新预测认为将实现0.9%的增长。你如何看待今年和明年的全球贸易前景，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关税举措的影响？

张向晨：去年我们预测2025年的贸易增长应该是2.7%，现在这个接近1%的数字低于我们之前的预测，但高于其他一些机构或者研究者的预测。很多人预测在如今的贸易形势以及紧张的国际关系下，贸易会出现负增长。

现在的预测结果体现了国际贸易的韧性，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供应链受到了破坏和冲击，甚至WTO的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也受到重大冲击，但大多数WTO成员还是愿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所以才会有72%的贸易还在 WTO的基本原则和框架下进行，才会有相对温和的增长。

我们对明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是1.8%，这也是基于我们对国际贸易韧性做出的判断。几年前疫情来势凶猛，当时也有人认为国际贸易会出现大跌，但它展现出了韧性。韧性的背后是因为大多数成员愿意维护多边体系，在共同的原则和框架基础上展开贸易。

另外，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克服了很多连接性的困难。如果仔细看预测数据，可以看到与数字有关的服务呈现出爆炸性增长，而且未来会有更快的增长，这是未来的趋势。贸易的数字化会改变原有的贸易方式，使一些中小国家，特别是陆锁国，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与外界的连接。

另外，我们10月7日会公布新的贸易预测数据，一些数据会有更新和调整。也请大家关注。

《财经》：你如何看待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对于全球贸易的贡献？

张向晨：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联合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每年都会发布全球价值链报告。我刚才与几个作者做了交流，我还没有看到报告内容，但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可以知道，受到单边措施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调整是毫无疑问的。

但调整仍需要时间。有的价值链变长了，因为它要绕道；有的则变短了，因为它要回到靠近自己的地方。全球价值链中心有三个地方——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在下降，但如果看贸易结构数据，外国进口产品中包含中国元素的贸易并没有减少。也就是说中国产品没有直接出口到美国，但中国的元器件可能被韩国或者泰国方面吸收，然后出口到美国，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也就是说世界的联系是通过中间贸易相连的。全球价值链会继续这样延伸，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里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巩固。

《财经》：今年世贸组织公众论坛的主题是关于数字贸易。世贸组织如何才能跟上技术变化的步伐，在规则制定上又如何呼应新的商业模式？

张向晨：我们意识到未来的贸易都是数字贸易，没有一种贸易是跟数字没有关系的。为了赶上时代潮流，WTO规则也需要与时俱进。尽管我们没有正在谈判多边的与数字贸易有关的规则，但是很多成员对电子商务非常感兴趣，一些志同道合者组成了非正式的谈判，就内容达成了一致，中国也参与其中。

下一步是开始实施协议，还是再等一等让更多成员参加，现在还没有宣布。不管怎样，诸边协议是开放的，它欢迎其他没加入的成员在准备好以后可以参加。这是一种新的国际规则讨论和谈判方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要先有授权再开始谈判。它由一些成员先启动，达成协议，然后欢迎更多的成员参加。这可能是未来一种规则制定的新方式，它更具灵活性，也比过去那种单一承诺（Single Undertaking）的推进方式更容易达成。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电子商务协议到底能不能够完成，还需再等待。

数字贸易浪潮涌现之后， WTO需要做的有几方面。一是规则，从诸边规则上升为多边规则，这是一种前景。二是我们需要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它们赶不上这股浪潮或者无法克服数字鸿沟，就会被永远地甩在后面。这是我们焦虑的地方，也是为何我们要集中精力去帮助那些落后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赶上数字化进程的列车。数字鸿沟是巨大的，它反映在各个方面，从基础设施、金融到人员等。我们只能尽自己的所能，通过提供政策环境和法律保障，配合这些国家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和人员能力，帮助中小企业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这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但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我们不想扮演指手画脚的角色，我们的经验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合作伙伴，比如有基础设施经验的世界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参与。

《财经》：入世谈判是你负责的领域，现在还有20多个国家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在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现在加入世贸组织对这些国家来说有什么意义？

张向晨：加入世贸组织是不是仅仅为了成为一个国际机构的成员？不是的。今年公共论坛期间有一场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议。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这个会议发出的信号包括锁定改革成果，提高与地区的经济联系，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多机遇。这是非常好的契机，远远超过了加入一个国际组织谈判的内容。

这也不仅仅是乌兹别克斯坦自己的事情。乌兹别克斯坦盛产棉花，如果它加入WTO，按照WTO的规则来履行承诺，对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供应链都非常重要。这就是WTO的意义，也是为何22个国家还在努力推进加入进程。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和波黑三个国家是我们的战略重点，它们已经比较接近谈判成功。当然还有很多困难，我们还很难预测它们什么时候能完成谈判，但这些国家都认为加入WTO是融入全球经济的途径。

有的国家谈了很多年，经过反复思考以后，现在加速了进程，比如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过去说他们擅长跑马拉松，加入世贸组织就像跑马拉松，因为入世谈判一谈就是十几年。但我经常跟他们讲，这是一场马拉松，可是在时机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100米短跑，需要抓住时机、迅速冲刺，才能达到终点。他们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正加快谈判。

中国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中受益的，不光是中国，还有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很多国家，它们都从融入全球经济中受益。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也能融入多边贸易体系。这些国家还有兴趣加入WTO就说明多边贸易体制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濒临死亡，因为不断接收新成员表明还有很多人对它有兴趣，它还有自己的生命力。

今年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30周年。摄/江玮

改革的三个方向

《财经》：关于世贸组织改革，明年的部长级会议将是一个重要节点。据你了解，现在对世贸组织改革达成了哪些共识，还有哪些分歧？

张向晨：现在唯一的共识是成员们都认为WTO改革是必要的，都同意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内容、时间和框架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

原来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主席、挪威驻世贸组织大使奥尔伯格在领导一个非正式的讨论进程。他根据大家的讨论，确定了未来WTO改革的三个方向：一是与WTO职能相关，比如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改革，还有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改革；第二类是平等竞争的问题，涉及一些结构性政策，像补贴、国有企业、产业政策，还有发展中国家关心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第三类问题涉及未来发展，比如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应对、绿色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女性和青年的参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等，还有数字化转型。这三类问题形成了比较好的概括，不管最后能够达成什么，这都是一个好的起点。

下一步重要的是在MC14（第14届部长级会议），部长们能够坐下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坦诚的政策对话。我们以前缺少这个环节。WTO的改革要成功，并不是有一个人突发奇想拿出案文草案让大家谈判，然后签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需要对数据、事实分析方法的改进。我刚才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补贴。补贴一定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破坏性作用吗？不一定，因为可能有绿色补贴。如何区分好的补贴和不好的补贴？需要事实。大家把事实摆在桌上，找到一些共同点，然后讨论，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

总结 WTO过去失败或失利的经验教训，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过于心急了，想一步到位，拿出各自的法律文本草案，进行交换和谈判。显然这种时机现在并不成熟，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我们需要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交换来讨论的。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进行有意义的政策对话。

我们希望把改革作为 MC14的中心议题，并不是说我们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革计划，或者大家就改革的目标、内容、时间表形成共识，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要改革什么，你有什么理解，他有什么理解，大家进行沟通，然后下一步我们再继续深入地讨论。

《财经》：今年公共论坛期间，有嘉宾在发言时提到世贸组织的决策应该可以再快一些。对于决策机制会有什么样的改革？

张向晨：关于决策机制，特别是协商一致的原则，我们在过去两三年里进行了很多讨论。客观地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协商一致是WTO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民主性的原则，它对中小成员是有利的，这些成员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有自己的发言权，它们的声音不应该被忽视，这是协商一致的重要性。

我们说WTO改革要维护WTO的核心价值，其中就包括协商一致的原则，其他的还包括非歧视、透明度等等。协商一致非常重要，但是重要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因为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你说的决策缓慢冗长，以及个别成员使得一个很好的协议不能够达成或实施，都是问题所在。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需要有新的探索，诸边协议也是一种探索，如果你现在有困难或者没想明白，你应该允许其他志同道合的成员先试一试。

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中国很理解这种做法，中国的改革也是从沿海开始，扩展到内地和西部地区，再到全国，总有一个过程。 WTO也一样，成员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这么大，为什么要求大家一步到位，是不是可以让有些人先做起来？

就像中国的改革一样，WTO的改革要推进也需要一个重要的决策机制。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出现了一个怪圈或者循环，为了寻求协商一致，无论做什么事都先要达成程序上的协商一致，然后才能谈判，从而导致协商一致的结果就是什么也干不成，这是我们要打破的。

我们期待包括中国在内成员发起的《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能够率先达到终点，这份协定现在已经有127个成员支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打破了循环，没有自上而下、协商一致的授权。它先在一些成员中发展起来，虽然还有成员没参加，但它们什么时候想参加了，可以随时向它们开放。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只有一步之遥，现有成员没有放弃，还在积极推动。

《财经》：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现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恢复上诉机构？美国从2017年开始阻挠任命新的上诉机构成员，为了缓解美国的顾虑，是否会实施针对性的改革？

张向晨：讨论还在继续进行当中，但是从成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要恢复上诉机构的运转并不现实，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我们并不只感到沮丧，因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虽然陷入瘫痪，但还有很多成员仍在使用争端解决机制，在没有上诉机构的情况，有些成员放弃了上诉，接受专家组的裁决，这是一种选择。

第二种是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成员建立了MPIA（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个机制运转得很好，解决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争端。它虽然与原来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有所区别，但处于WTO法律框架下。根据WTO《争端解决谅解》第25条关于仲裁的条款，愿意的成员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MPIA作为一种替代性机制，我曾说它是“虽不中亦不远”。成员既然参加了，就要遵守规则和裁决，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它运转得很好。

将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也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关系，因为背后一个复杂、深刻的原因就是成员如何理解所谓国家安全。像世贸组织这样的贸易性组织，是没有能力对国家安全作出判断的。过去几十年，成员把国家安全放在墙角，不太去触及它，但现在已经翻出来了。我们怎么能指望三个贸易专家对是不是符合国家安全来作出判断？所以，这些如何解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财经》：今年公共论坛有一场讨论是关于没有美国的世贸组织，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美国的世贸组织吗？

张向晨：我不愿意做这样的想象，因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含义就是让所有人参加，不要把每个人落下，这才叫多边贸易体制。刻意地排除某个国家并不符合WTO建立的宗旨，如果因为有不同的分歧，就排除某个国家的话，世贸组织早就分崩离析了。对于美国提出的问题，大多数成员还是愿意在WTO框架下进行讨论，当然这也需要适当的时机。

《财经》：你觉得MPIA会是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机制吗？如果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是要恢复原来的上诉机构，还是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

张向晨：MPIA成立的时候，我还是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的大使。这最早是欧盟提出来的主意，欧盟第一个找的合作成员就是中国。当时还在疫情期间，连见面都不太方便，欧盟驻世贸组织大使骑自行车来我的官邸，一起商量这件事情，这就是MPIA的起点。后来有更多成员也同意建立这个机制。

当时我们的初衷是什么？MPIA是临时性的，我们的目标是恢复上诉机构，所以我们并不希望MPIA是长期的。但如我刚才所说，从现在国际形势的演变来看，要迅速恢复上诉机构并不现实。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恢复，也不知道关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能够进展到什么程度。对于MPIA成员来说，维持它的良好运转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不是主观上希望不希望的事情，而是一个现实选择，而且它正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

《财经》：特殊和差别待遇是世贸组织的基础支柱，但这几年也面临争议。

张向晨：为什么会出现特殊和差别待遇机制，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特别是在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是处于弱势的群体，差距不光是经济上的差距，还有谈判能力上的差距。因为这种差距，落后国家通常在新的谈判中采取守势，认为不参加最安全。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产生了特殊和差别待遇，也就是成员可以选择不参加，或者少承诺、晚执行。

这样一个思路体现了WTO的灵活性，但实际上也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错失了真正融进多边贸易组织的机会。为什么它们没有获益，也是因为它们没有参与。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了开放承诺，在开放中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了成长。不参加的话可能暂时可以不受冲击，却可能被时代的浪潮甩在后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特殊和差别待遇有它的作用，未来依然有，特别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比如渔业补贴协议，有些国家需要帮助，他们要通报渔业补贴，但通报的格式相当复杂，WTO提供一些帮助让它们能够按时通报，这是很好的。这些工作我们仍然需要做。

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偏离WTO的义务，拥有另外一套更少的义务，这不一定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中国采取了灵活和务实的态度，需要的就坚持，不需要的就放弃。比如农业上还需要就坚持，渔业补贴方面没有要求晚通报。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谈判中，如果你采取攻势，看到谈判可能带来的战略性机遇，勇敢参与进去，去争取这些机遇，而不是仅看到可能受到什么冲击。我们说要有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应该是准备好了以后放在一边，万一不行还有安排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目的是争取更好的，而不是天天想着底线思维是怎么回事。这在WTO也是一样，加入WTO是为什么？是为了防止利益受损，还是为了争取获益，这是一个跟发展有很大关系的问题。

导致危机的两种不平衡

《财经》：今年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30周年，你认为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张向晨：世贸组织成立已经30周年，但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来评价过去30年。

1994年马拉喀什协议决定建立世贸组织的时候，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到了一个顶点。乌拉圭回合的完成和WTO的建立，使多边贸易规则得到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

当一件事情发展到顶峰时，可能会有震荡，后来出现了多哈回合的停滞不前，直到现在WTO陷入困境。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多边贸易体制还会重现辉煌，但不是马上，因为它从那么高的顶点跌到现在的低谷，有其内在的原因，为什么会是这样？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国际协调，需要建立国际规则，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也反映在世贸组织。最根本的就是全球化受益者的不均衡，跨国公司在全球化里赚得盆满钵满，但发达国家内部很多蓝领工人的利益是受损的，他们失去了工作，生活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反对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政客为什么能上台？因为有人反对全球化，他们就借机反对WTO，反对贸易自由化，然后上台。

还有另外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益不均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益也不均衡。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充分地从参与到全球化、融入全球化中受益，为什么？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只有3%。很多非洲国家已经加入WTO，为什么贸易份额没有增加？最不发达国家的份额不到1%，而且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没有真正从融入全球经济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两种不平衡决定了 WTO危机的深层原因。一是我们缺乏领导力，面对全球化出现的逆潮，它的领导力从何而来？二是缺乏凝聚力，既然无法从旧有事物中受益，为什么要积极参与新事物？

要打破这样的局面，我们也需从两方面着力，努力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不平衡要靠它们的政府进行国内政策调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平衡，即所谓的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则需要大家一同帮助它们赶上时代的潮流。

《财经》：对于认为世贸组织越来越边缘化的说法，你如何回应？

张向晨：WTO还在国际聚光灯下，它受到了冲击，并不等于边缘化。正是因为它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非常关键，所以受到争议、挑战或者是受到了破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 WTO改革一定要维持它的核心价值，因为这些核心价值代表了它未来的意义。未来我们希望它能够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适应企业的需求，适应技术的发展等等。

WTO的核心理念是要提供一个平等、透明、公正的机会给所有人，让大家在这个体制下共赢。这些原则尽管在现代的贸易冲突或者单边措施中受到了冲击，但越来越多成员恰恰是通过这些认识到它的特别价值所在。

《财经》：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区域贸易协定取得进展，如何看待它们与世贸组织作为规则制定主要平台的关系？

张向晨：如果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强有力的话，区域贸易安排可以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一种互补。区域贸易合作因为针对的是邻近国家，有一些共同的贸易利益、经济利益，更容易实现达成一致。因为参与的成员少，它们也相对容易达成更高水平的协议，并进而传导至WTO，促进WTO多边协议的达成。

但这些的前提条件是多边贸易体制必须是强有力的，如果WTO被削弱，区域贸易协议首先会形成美国学者巴格沃蒂所说的面条碗现象：纠缠不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受益是有限的。我们做过相关调查，因为协议太多，企业根本弄不清楚，执行率很低。

第二，它的发展也有限。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或者彻底瘫痪，区域的贸易安排却蓬勃发展。不会是这样。因为很多国际性问题无法通过区域的安排来解决，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

比如说前几天生效的渔业补贴协议，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丽贝卡说过，鱼分不清楚地图上国家的边界。所以渔业协议很难只在区域内完成。农业补贴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发展中国家很关心。这些都需要全球合作，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全球挑战，只能用全球的思维和全球的合作来应对，而不能退回到靠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解决问题。区域贸易协议可以形成补充，但它不能替代。

《财经》：你觉得对于现在的世贸组织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向晨：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对世贸组织30年或者更长的七八十年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在危机的深层问题形成共同的认识，也就是对于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共同认识，要解决 WTO所面临的根本问题——领导力问题和凝聚力问题。

我们现在缺乏领导力，但也有一些体制之友还是愿意发挥作用。一些大国比如中国和欧盟负有更多责任，在 WTO困难的情况下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而且做出了贡献：投资便利化协定是中国发起的，从几个成员起步发展到如今127个成员；现在成为一个很重要议题的塑料污染问题，WTO关于“塑料污染与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倡议也是由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发起的；中国在电子商务谈判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MPIA最早由欧盟和中国联合倡议。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完成了从WTO规则的执行者到重塑者的身份转变，在某些领域正发挥引领者的作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特殊和差别待遇上做出了表率，比如在疫苗和渔业补贴协议方面，中国没有要求所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而是把它留给那些更需要的落后国家。前两天，中国更是宣布主动放弃在未来的世贸组织协定中寻求特殊和差别待遇。

当然中国表示会继续保留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也符合WTO的规则——成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是由自我判断来决定的。对于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处理体现了中国的胸怀，中国在未来WTO改革里还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成员对此也有很多期待。

凝聚力方面，中国也在和其他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一起帮助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希望不要有人在数字转型或者技术发展浪潮中落后。中国今年第一次向世贸组织的全球信托基金捐款，帮助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升能力建设，而且中国本来就有一个项目帮助落后国家。

在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领域，中国每年都组织培训班，邀请驻WTO的一些大使去中国，他们从中获益很多。前两天，我与尼日利亚驻世贸组织大使交谈，他说在中国的时候边看边问边记，因为他的国家也在发展这些，中国做了一个示范。他还问我能不能请中国的企业去跟他们交流。中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这些发展中成员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制。

WTO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但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只要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多数成员参与，有技术援助能够帮助落后国家，WTO改革可以逐步取得阶段性的进展。

《财经》：未来五到十年，你希望世贸组织如何为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作用？

张向晨：WTO有一个2030年战略。未来五年，我们希望 WTO能够为成员提供很好的服务，为成员交换意见提供很好的平台；我们还希望它能够创造出很多公共产品，像全球价值链报告和每年的世界贸易报告；我们还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和更多国际组织和私人部门合作；我们还希望 WTO能够成为一个向前看的国际组织，一个有远见的、不断与时俱进的组织。这些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 | 摄/江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