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7年盛夏,贺兰山脚下,中兴府被围第七个月。成吉思汗躺在六盘山军帐中,重病垂危,却精神清醒地发出最后一道命令:西夏皇帝、贵族、百姓,一个不留。
不久,西夏末帝李睍投降,随后被蒙古军就地处决,全城屠戮。蒙古灭国史上,前有西辽、后有金、南宋,却唯独西夏,被连根铲除,皇族血脉不留一人。
为何如此决绝?为何只对西夏?
不是为了泄愤,而是二十二年间六度征战,西夏反复横跳,屡降屡叛。从1205年到1227年,蒙古对西夏的每一次后撤,都是一次失算。到成吉思汗临终,他决定:这一次,要做个干净彻底的了断。
蒙古第一次攻打西夏,是1205年,未建国前一年。当时成吉思汗仅以“试探之师”入境,抢掠边城后迅速撤退。西夏选择和解,但并未屈服,兵力调回中线,仍布重兵守备贺兰山与河西门户。
1207年,蒙古军第二次来袭。目标是兀剌孩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遭遇西夏主力抵抗。战局不利,成吉思汗退兵。次年,换了个方式,与西夏签订盟约:附蒙伐金。
1209年,西夏又变卦。李安全出兵攻击金国葭州,蒙古试图调动其联军反金,西夏却消极应付。成吉思汗愤怒再攻中兴府,西夏求和再送公主。蒙古再次撤兵,留下的是成吉思汗口中的“不守信之狗”。
1211年,西夏宫廷政变,李安全被废,李遵顼继位。蒙古忙于攻金,未顾西夏;西夏此时仍不断骚扰边境。
1217年,成吉思汗西征前索援,西夏断然拒绝。结果第四次征战展开,李遵顼逃往灵州,留下太子李德旺守都城求和。
第五次征战发生在1223年,李德旺即位为献宗后,秘密联络金国、策动漠北诸部反蒙。结果被驻西将领孛鲁识破,银州失陷,大将塔海被俘。
1225年,成吉思汗亲自东归,立即发起第六次征战。沙州、肃州、甘州、西凉府次第陷落。河西重镇皆破,西夏主力尽灭。
此战最重要的一幕,是蒙古“黄河九渡”,大军兵分两路,一支东袭灵州,另一支绕攻积石州,彻底断绝西夏后路。
西夏大将嵬名令公率十万精锐死战灵州,最终全军覆没。此战之后,西夏国土仅剩中兴府,孤城一座。
至此,蒙古对西夏六次出兵,五次被叛,耗时二十二年。成吉思汗的“遗恨”,不是临终情绪,而是战略判断:此国不灭,永远是背后之患。
1226年十一月,蒙古军围中兴府,西夏王城被围困已达六个月。这一年冬天异常严酷,饥寒与瘟疫在城中蔓延。高良惠病中指挥守城,卒于冬末,西夏失去最后一位将才。
1227年一月,城中疫病再次爆发。守军粮尽,死者暴尸街头,王宫早已改为兵营与粥棚,士卒日夜相持。蒙古军不攻,只围。每日三次擂鼓鸣角,耗尽对手精气。
六盘山军帐中,成吉思汗病重,军中秘不发丧。他留下遗命:若死,封锁消息,待西夏投降后,杀皇族、屠城中之人,“以绝后患。”
六月,突发强震。地动城裂,宫墙倒塌,百姓死伤再增。后来的考古表明:中兴府地区发现大量裂缝,深通地基,均无修复痕迹。地震后即爆疫,疫后再无战力。
七月初,李睍出降,亲献国玺。投降队伍未走出十里,收到成吉思汗已死密信。拖雷依命,就地斩李睍与全体官员。
随后,蒙古大军破城入府。屠城三日,察罕劝止,方收兵。西夏末帝死,王室绝嗣,皇陵被毁,士庶不留。
此次屠灭非偶发屠杀,而是成吉思汗预设命令的“战略性消除”:不为复仇,仅为断根。
蒙古征金计划,始于1206年建国初期。金国据有燕云与中原之地,实力强大。西夏地处金国西侧,是其天然缓冲。
1207年至1210年,西夏虽口头归附蒙古,实则两面下注,既向蒙古朝贡,又暗中助金。这类“双边游戏”,在成吉思汗眼中,便是“敌后堡垒”。
1223年,西夏最后一次联金反蒙,是压倒成吉思汗耐心的临界点。次年便有“彻底灭夏”之战,不仅要灭政权,更要“消记忆”——不留城、不留人、不留族谱。
西夏是金国最后的西翼。如果西夏不灭,蒙古一旦东攻中原,金军随时可以西引夏军夹击。这种结构,帝国战略视为“不可容忍的潜在交叉火力”。
1227年西夏灭后,1231年拖雷与窝阔台分道伐金,三峰山雪战金军,几乎全歼其主力。若西夏尚存,拖雷军将不得不防河西,战线加倍。成吉思汗灭夏,是彻底清除金国战略纵深屏障。
更重要的是,西夏皇族与贵胄习惯“诈降求援”模式,长期拖延战局,反复打乱蒙古节奏。留下他们,等于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成吉思汗死前亲定:“西夏不毁,金国难覆;西夏不除,中原无稳。”
1227年8月,成吉思汗去世,遗命兑现,西夏连地名都被从战报中抹去。蒙古继续南进,金国土崩瓦解。
这就是他最后的计算:屠灭皇族,并非情绪决策,而是边疆稳定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