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二部分：战略防御阶段的军事思想

一、七七事变后毛主席提出的抗战对策

这一节，主要讲七七事变后，毛主席对全国抗战提出的对策建议。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寇突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这标志着全国抗战开始。

首先校正一下，全国抗战与全面抗战不是一回事。全面抗战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战纲领，国民党不认同也做不到。一些文章讲七七事变是全面抗战开始，有的国民党史书中也说七七事变是全面抗战开始，但与我们讲的全面抗战不是一回事。

再就是抗战开始与全国抗战开始也不是一回事。现在说抗战14年，是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有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与日寇的作战，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不抵抗的。蒋介石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不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而是把主要矛头对准内部，不惜国土沦丧也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包括消灭其他异己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能不反抗，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阶段划分中，那一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还有，尽管1937年七七事变是全国抗战开始，但此时蒋介石还是犹豫不定，南京政府最高领导层还未下定决心抗战。只是这次日本人不让他有喘息回旋余地了，从卢沟桥开打，很快又攻陷北京、天津，马上组织南口－张家口战役，另一路则直接去打上海，直逼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这次的态势是如果不彻底投降就不让他活了。直到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后，蒋介石才下决心开始抗战。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蒋介石一再妥协退让，日本为什么不买蒋介石的账呢？一般从日本由来已久的“大陆政策”分析，这仅仅是主观因素，而更重要的原因却在经济危机中。20世纪30年代初，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先天不足、资源缺乏的日本受到的打击格外严重。1929年至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9%，对外贸易输出额减少了47%，输入额减少了55%，国际收支赤字从0.7亿日元上升到2.9亿日元，采矿工业和重工业等基础工业部门的开工率仅达其生产能力的5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多达300万。一些重工业产品和大米等主要农产品价格都降低了一半，一般农民陷入破产境地。[1]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统治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夺取新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继而控制华北。在国内则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通过垄断资本把大批中小企业引上战时经济的轨道。由于经济军事化和大量掠夺中国的资源，日本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较早渡过经济危机，1931年至1937年，日本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达9.9%，是资本主义大国中复苏和发展最快的国家。侵略中国获得如此巨大利益，中国的统治者又是如此软弱可欺，妥协退让甚至配合，日本不可能适可而止。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必然成为战争、掠夺和杀戮的策源地，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个不应忘记的道理。

公知鼓吹所谓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完全不是事实。几乎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战争掠夺起家发展的，美国建国244年发动的134场战争，只有18年没打仗，当然，这不妨碍他们拿诺贝尔和平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绝大多数人缺乏必要的购买力，由此又必然带来周期性生产过剩，大量商品积压必然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由此带来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进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只能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拓展“生存空间”，以转移和缓解国内矛盾。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那种制度带来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使它成为战争策源地。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引起发展中国家关注，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是可以不靠战争掠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尽管我们认定七七事变是全中国抗战的开始，但事变爆发后，由于日本政府一面加紧调兵遣将，一面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蒋介石宁愿相信这是“地方事件”，不愿相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进攻的信号，依然在徘徊观望中。只是，很快就没有可能再幻想日本人适可而止了。

从1936年开始，日本人就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并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用兵纲要》，准备以8个师团在华北5省作战，以5个师团在沪宁方面作战，以1个师团在广州方面作战。1937年春夏之交，日军在平津地区频频进行军事演习，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南京政府本应当采取断然措施，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时局重大变化，但却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不决。

当时，卢沟桥中国驻军是以宋哲元为军长的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九军是中原大战后被张学良东北军收编的冯玉祥西北军余部编成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抗战态度比较积极。七七事变前参加长城抗战和冀东抗战，在喜峰口等地多次以大刀与日寇白刃格斗，并组织大刀队夜袭敌营，杀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名扬海内，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青年音乐家麦新为他们创作的。

身背大刀的中国军队

但就在平津形势吃紧时，蒋介石却命令宋哲元离开前线。南京当局的设计是：第二十九军将领为第一线，冀察政务委员会为第二线，南京政府为第三线；倘若事态有变，由第一线承担，第二线调停，第三线出面解决。所以，从5月11日起，宋哲元就以扫墓为由返回山东乐陵老家，直到七七事变爆发10天后，蒋介石才让宋哲元返回北平。此时，日本援军已经到达平津，继而包围第二十九军南苑营区，并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全部退出平津地区。

宋哲元一面向南京报告情况，一面部署兵力。而蒋介石对第二十九军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仍然不下达命令，是战是和，是打是走，听任前线将领自便。日军7月28日向北平进攻，二十九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副军长董振堂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7000余人全军覆没。最后，宋哲元率部退往保定，7月30日北平、天津同时陷落。[2]

可见，七七事变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抗战，不再把事变限制为“地方事件”，不再幻想通过妥协退让对日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