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文/陈芝

在阅读饶胜文的《大汉帝国在巴蜀：蜀汉天命的振扬与沉坠》前，以为这本书讲的是诸葛亮如何治蜀的故事，没想到是从政治和外交分析刘备集团从“隆中对”到蜀汉灭亡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是否合理。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蜀汉遗留下的史料极其稀少，今天在蜀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保存下来的蜀汉古物。并不是所有政权都能运气爆棚，挖掘出两百万字的走马楼吴简，使后人能够还原孙吴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刘备集团起家时一路颠沛流离，没有得到稳定的根据地，以至于《三国志·蜀书》里有关刘备集团初期的记载一概语焉不详。通读《三国志》就会知道刘备在他的本传，以及散见在许多人传记的评价是当世英雄，关张二人在曹孙阵营里俱评为万人敌、熊虎之将。但刘关张具体做了什么，以至于评价竟如此之高，我们已经很难还原了。像张飞在自己的列传里，从开头年轻时与关羽一起侍奉刘备，将关羽视为兄长，直接跳到刘备跟从曹操击败吕布后，曹操拜张飞为中郎将，接着又跳到当阳长坂坡喝退虎豹骑。

所以，今天网络上的蜀汉爱好者一个迫不得已的工作，就是兼职侦探，从各个角落将零零碎碎的线索拼凑在一起，以还原历史“命案现场”。其中少部分是合理推断，大部分是纯脑补。

至于成效如何呢？不及罗贯中，至少他故事写得更好看。罗贯中也敏锐地发现刘备集团前半段失载严重，于是他给刘备编了战黄巾的大功，以至于书中人物前期提到刘备都是说“莫非破黄巾军之刘玄德”——尽管刘备在黄巾时也就阿猫阿狗，他真正知名可能是青徐时候的事情了。罗贯中也给关羽编了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的逸事。至于张飞他懒得编了，于是在历史上真有的斩颜良时借关羽之口说张飞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拾草芥，以抬他的咖位。

总之，等刘备辗转半生，在新野栖居的时候，他已经是以仁义之名誉满天下的大英雄了，从幼时失祜的落魄宗亲变成封侯拜将，官位仅亚于三公，位次相当于九卿的左将军宜城亭侯。但除了声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寄人篱下，空耗光阴，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遇到了“隆中对”。关于“隆中对”，不管日后的批评声音有多少，需要先明确一点：这是刘备集团第一次有了长远的战略规划，并因此谋取了自己的稳固基业。一个政治集团必须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才有资格讨论得失。有了“隆中对”，刘备并没有因此赢下天下这盘棋，但没有“隆中对”，刘备能不能保留自己棋手的资格是很可疑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顾“隆中对”的缺失。“隆中对”的核心思想是曹操的势力太过强大，为了对抗曹操就必须联合孙氏。而刘备集团则争取“跨有荆益”，之后以此为根据地，等到北方形式有变从荆益两路出兵，相互呼应，以求兴复汉室。

而饶胜文的看法是，“隆中对”更多的是一个战国策士式的军事规划，缺乏一个鲜明的政治主张，以在东汉残留的政治框架里，与曹操的“奉天子以命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对抗。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政治旗帜使自己夺取道德制高点，从而师出有名，可以理直气壮地斥罪曹操的敌对与盟友的背叛。

虽然东汉朝廷威严扫地以后，奋起的诸侯都怀着取而代之的心理，但毕竟汉室的名义还在，刘备法理上还是汉帝的臣子，刘备需要一个政治定位，使自己在对抗持有朝廷大义的曹操的时候，有理可据，并进而争取更多的盟友。但诸葛亮作为山中处士，可以理性地分析局势，并为刘备勾勒出对其而言当时几乎最完美的军事计划。然而或许是缺少朝廷公卿的生活，他并没有为刘备规划出一个能统战盟友的政治口号来。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衣带诏”在罗贯中的演义里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刘备集团从来没有利用过这份政治资源。尽管刘备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参与“衣带诏”，但刘备集团缺乏政治想象力由此可见一斑。

讽刺的是，这样的政治旗帜是由周瑜提出来的。周瑜把曹操定位为“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既然曹操是“汉贼”，那么抗曹的举动便成了“为汉家除残去秽”，而不是对许昌汉廷的背叛。“为汉家除残去秽”本是身为“王室之胄”的刘备更方便打出的旗帜，也是更能从中获取政治收益的一面旗帜。

但如此旗帜被江东率先提出，这就使得江东在孙刘联盟里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以至于日后反目时孙吴竟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刘备“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

相比刘备集团的麻木，孙吴集团对自身的政治定位有更深的认识。早在孙策时代，张纮、张昭为孙策谋划了齐桓、晋文之事，旨在切割跟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跟汉廷的政治关系。孙权上位后，接受了鲁肃的“榻上策”，在周瑜的支持下，意图建立以江东为基础争夺天下的帝业。

作为流寓江东的江淮人士的代表，鲁肃与周瑜(以及被赶出益州因而支持周瑜进蜀的甘宁)，对打回家乡有更高更强的积极性。所以当曹操大军压境时，这两人一力推动联刘抗曹。

在刘表死后，鲁肃主动提议出使荆州，当他发现荆州骤变时，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当机立断联络刘备，力促孙刘联盟，他为孙刘结盟抗曹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和直接的契机，使得日后诸葛亮能够说服孙权。

周瑜则在江东诸将群僚顾虑政治名分和慑于曹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为抗曹之举提供了一套恰当的政治定位，并打消大家对曹操军事力量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周瑜在曹操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彻底粉碎了曹操一统天下的野望。饶胜文指出，由于赤壁之战的战场位于曹操的控制区，所以与过去的固有印象相反，曹操并没有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入侵江东的意图。

反过来，周瑜敏锐地意识到，一旦让曹操在荆州立住脚跟，那么诸葛亮说服孙权时列举的诸如初下荆州人心不稳、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不服水土必生疾病、隆冬盛寒马无槁草等问题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所以周瑜主动出击，乱拳打死老师傅，将意料未及的曹操赶出了荆州。

赤壁之战后，针对孙刘联盟的前景周瑜与鲁肃发生了分歧，鲁肃的主张是继续联合刘备，而周瑜则力主控制刘备，驱使关张为将，他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进军巴蜀，与曹操二分天下的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备前往京口，通过自己的高魅力，使孙权更倾向鲁肃的建议。不久之后，周瑜意外死亡，既使孙权少了一个以军事上的进取推动江东帝业的得力人物，又使联盟成为现实。孙权妹妹嫁给刘备；孙权将南郡交换刘备控制的一部分江夏；孙权承认刘备为荆州牧，而刘备推举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对孙权来说，出身低微，与袁术集团不清不楚，没有名分统治江东的孙氏政权，得到了汉室宗亲、名满天下的刘备的背书。车骑将军在汉末通常由反对国贼的盟主担任，并且位次在刘备的左将军之上。

对刘备来说，京口之行更是巨大的胜利。孙刘联姻，使联盟得以巩固。推举孙权为盟主，使联盟主题由当初的抗曹变为更具进取性的讨曹灭贼。这是当初“为汉家除残去秽”这一定位的延续，也是现阶段孙刘在政治上能找到的共同点。

再加上孙权承认赤壁之战后刘备控制的荆南四郡，以及转让南郡，使刘备在离开徐州后第一次有了基业。孙权交换南郡，目的是让刘备分担曹操在荆州方面的压力，自己向徐州扩张，而刘备则获得了进取西川的道路。

在这个时候，孙刘联盟对两家都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双方都积极维护这份盟约。但在刘备夺蜀以后，双方的分歧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刘备夺蜀的手段并不光彩，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讲，刘备要么一开始列明旗号，以刘璋里通曹贼的名义堂堂正正地打进去，要么采纳庞统的计策，速战速决。结果夺蜀一再拖延，历经多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没有保住自己的名声，并且也没有妥善安置投降的刘璋。刘备挥霍掉了自己多年积攒下的仁德美名，使自己失去了天下诸侯的信任。张鲁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

孙权更是感到自己被欺骗，在转让南郡前后，孙权曾提议联盟共同取蜀，被刘备以同为宗室，不忍取之搪塞过去了。后来刘备声称帮刘璋讨张鲁而率军入蜀，孙权还派兵协助。他不曾以一兵一矢加于张鲁，却对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操戈相向。他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而他本人却以武力夺占了益州。

由于刘备取蜀时，曹操的军事压力全被孙权吸引走了，江东在与刘备的联盟里既无得利，甚至是受损的一方。这使得孙权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份盟约，于是刘备刚刚得到益州，荆州就爆发一场危机。孙权派吕蒙率军两万占领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

刘备闻讯，引兵五万从益州赶回公安，派关羽复争三郡。孙权又派鲁肃率万人进屯益阳，孙权本人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由于曹操来自汉中的威胁，刘备不得不妥协与孙权分割三郡，转身对付曹操。孙权也在东线发起了牵制性进攻，以呼应刘备。

这表明这份盟约对双方还是有利可图，因此按照饶胜文的看法，此时刘备应该审思与总结他与孙权的关系。

虽然湘水之争由孙权挑起，然而刘备亦不能辞其咎，即使是江东最愿意维护盟约的鲁肃也指责刘备贪而弃义、愆德隳好，而刘备阵营却没有什么辩护之辞，这表明在这次冲突里刘备在道义上确实有欠缺的地方。考虑到刘备在这份盟约中是得到更多好处的一方，那么他本该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维护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他应该索性放弃掉整个荆州，集中兵力优先夺取汉中，进而控制关陇。相比已经没有襄阳的荆州，还是关陇的地缘更重要，秦国与汉高祖已经先后展示过了。

由于刘备集团上层由元从与荆州士人构成，彻底放弃荆州可能太激进了一些。但他舍不得荆南三郡，取蜀以后没有趁胜追击进攻汉中，以至于一步慢步步慢，战事连绵，最后不得不发动整个益州“男当战女当运”，从事后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益州本来就因为他入蜀而经历战火，如今更是饱受摧残，难怪在《三国志》里没有刘备在入蜀以前诛杀臣下的记载，但在入蜀以后的年月里，刘备却一反常态，连杀彭羕、张裕、刘封、雍茂四人。当然，刘备并不是无缘无故杀人，他杀臣子的记录更是不及孙权的零头，与曹操零头的零头。只不过这反映了自不光彩地夺蜀后，他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以至于不得不靠杀人以稳定政权。反之，没有株连蔓引，只杀这四人，在政治家里也确实称得上仁德。

另一方面，如果刘备已经无意维护这份盟约，那么他就应该对孙权有所防范，极端情况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顺流而下攻灭江东，其实也是一个选项。但令人遗憾的是，刘备什么都没有做。

湘水之争的四年后，刘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拿下了汉中，在没有与孙权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进位汉中王。孙权连侯爵都不是，刘备却已将自己的权力再升一格，进为王爵。这意味着，刘备要么是单方面置孙权于从属的地位；要么是完全撇开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这对孙权是巨大的侮辱，是推动孙权背盟的重要因素。相较之下，刘备没有好好利用马超与刘璋这两个前诸侯，为自己撇开许都朝廷擅自称王背书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

而在主张与刘备联合的鲁肃去世后，孙权对和刘备维持联盟的信心本就摇摇欲坠、岌岌可危。所谓孙吴四都督里，周瑜与鲁肃都希望建立江东帝业，之后继任的吕蒙、陆逊则倡导保据江左，不再有兼并天下的雄心。

鲁肃死后，江东对自己的政治定位发生了第二次转变。于是在关羽呼应汉中局势，北攻襄阳，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时，孙权向曹操称臣请降，乞以讨羽自效。之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白衣渡江，吕蒙兵不血刃袭取荆州，仓促回师的关羽所部星离雨散，关羽自己也只得败走麦城。

孙权为此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甚至如果不是曹操暴卒，他可能会被曹操集结的大军顺势打垮。即使侥幸逃过一劫，由于他前后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当他降曹再背曹时，他的政治信用在中原彻底破产。

至于刘备一方，失去荆州刘备与关羽都负有责任。作为决策者，既然没有努力维系联盟，那么就应该对孙权大加防范。由于关羽的兵力不足以应付两个方向的敌人，所以要么在西线战事暂了的情况下，从汉中调拨兵力给关羽，要么就不要命令关羽进攻襄阳。对关羽来说，他与江东关系紧张，在刘备整个外交政策很有问题的大背景下，反而没那么重要。真正有问题的是他跟同僚关系紧张，使得江陵内部矛盾重重，不攻自破。

不过饶胜文认为关羽才具平庸，所以军队未经战斗而溃散，这里需要为他辩护一下。汉末逐渐形成了以军人家属集中起来为质，以防叛离的惯例。由于江陵被夺，家小落于孙吴之手，军队崩溃也是可以理解的。高平陵之变的司马氏，便是靠曹魏更严格的质任制度牢牢控制了中央大军，消灭了所有反对势力，使篡魏牢不可易。

曹操死后，曹丕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篡汉。曹丕篡汉的第二年，刘备自立为帝。对此，时人颇有非议。在饶胜文看来，当时刘备所面临问题的精微之处，不是该不该称帝，而是称帝与讨贼孰更优先。

曹丕通过禅让而代汉，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曹氏为篡汉；宣明曹氏为篡汉，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转移，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刘备作为汉室的继承者，称帝才具有合法性。当时，他哪怕在北伐的征途接受群臣的拥戴而称帝，其正当性都会更加具足，政治效果也会更好。而刘备在曹丕称帝后，既不曾北伐，也不曾声讨，显示他把自己称帝置于比讨贼更优先的位置，这削弱了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

至于刘备选择伐吴也不是不行，因为孙权向曹魏臣服，在儒家话语里亦是贼寇。只是他最佳的时间是在关羽败亡时立刻出兵。随着孙权放下身段，安抚荆州士民，极力笼络人心。刘备出兵愈是延迟，孙权在荆州的立足便愈是稳固。

由于不管是伐魏还是伐吴，刘备都把它们置于比自己称帝次要得多的位置，这就使得他的道义效果被大打折扣。

更不幸的是，刘备伐吴还失败了，由于失去关羽的精锐水军，汉军无法控制夷陵与夷道，刘备被卡在崎岖的山岭间，形格势禁，却指望偏师带来整个战局的改观，以至于让数万大军在盛夏时节暴晒于长江流域酷热的艳阳下，兵疲意沮，坐等随时可能降临的毁灭命运。

按照陆逊的看法，蜀军若凭着初下时的锐气，从夷陵起即以水陆协同一路强攻，这至少是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局面。回顾周郎一鼓作气破曹公，刘备与汉高祖和“铜马帝”刘秀相比，在军事上确实欠缺了一些天分。

夷陵大败的刘备病死于白帝城，临终前他向诸葛亮托以后事，揭开另一段荡气回肠、可歌可泣故事的序幕。回过头来看，刘备以仁德立身，却一定程度上晚节不保。他自入蜀以后的一系列决策急功近利，虽然为自己谋取了基业，结果却是局促于蜀地，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价格。

当然，就像我们为“隆中对”辩护的那样，一个政治集团必须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才有资格讨论得失。但反过来，客观地分析得失更有助于以史为鉴。

刘备集团对自身政治定位缺失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是人才的缺失，这种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蜀汉，以至于刘备死后逼的诸葛亮拿自己同时当萧何、张良与韩信用，最后活活累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也是人尽皆知的谚语。刘备的出身太低，军事能力又差点意思，运气也不好，于是在乱世最关键的初期差点淘汰出局，只能眼睁睁看着曹操滚雪球滚到最大。只能感叹时间从来不等人，并且会惩罚所有浪费时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