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之变：绍兴体制与南宋中兴》郭祥瑞 浙江人民出版社

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二十日，宋高宗赵构与辅臣闲聊，他说，靖康中他入宫见宋钦宗，谈到了金军南侵，劝宋钦宗离开汴梁，躲避金军锋芒，但宋钦宗说，他要守护社稷，绝不能出走。结果金军兵临城下，汴梁被包围时，宋钦宗给他写了一封信，后悔当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宋高宗借此感叹：“那个时候小人当道，鼓动皇帝用兵，不自量力，才导致今天的祸端。”这次闲聊，无意中透露了宋高宗的心里话，自保一直是他的行动准则。至于什么国家大义、江山社稷、北上复国、帝王面子，在自己的安全面前都不堪一击。从这块看，宋高宗的所作所为都围绕着这一点。也揭示了宋高宗“不顾一切向金国求和”的决策逻辑，勾勒了皇权从流亡脆弱到专制集权的蜕变轨迹。

历史作家郭祥瑞所写的《临安之变：绍兴体制与南宋中兴》聚焦于建炎四年（1130年）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段时间。建炎四年，金人搜山检海无功而返，想一鼓作气灭亡宋朝的计划破灭，标志着南宋进入实质性的建国期；绍兴十二年，岳飞被杀，宋金签署和平协议，南宋完成建国进程，完成了国家重构，正式建立了影响中国后世千年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本书则将这段时期的历史，全方位展现给读者，南宋初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文化震荡，揭示南宋疆域上偏安、政治上独裁、文化上沉滞的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在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重新咀嚼被标签化被印象化的刻板印象。

通常人们认为宋高宗的一味求和是懦弱的象征，如果从建国建制从自保安全感这块出发，我们能看到的是宋高宗在政权存续的问题下进行的抉择。南宋立国之初面临三重绝境：外患上，金军“搜山检海”的追击使朝廷一度流亡海上，而“郾城大捷”等胜利仅是战术性反攻，金军骑兵优势难以全面突破，南宋长江防线的脆弱性决定了持久战不可行，收缩能稳住长江，出击则会暴露弱点。

内忧上，北宋灭亡后军阀割据势力兴起，虽然五代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在前，但即便朝廷不分封，盘踞在各地的盗贼流寇地方武装也不一定听朝廷的，已经形成了藩镇之实。比如淮西游寇李成，已成朝廷大患，但仍被招安封为舒州、蕲州、光州、黄州镇抚使，李成领了朝廷的命，另一边却在进犯江西。那些相对听话的“正规军”，在这种政局下也逐渐演变成带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事集团，比如岳飞的后护军，作为朝廷军队，却一直被称为“岳家军”，这些冠以私人性质的军队之间明里暗里互相攻击、兼并、抢夺资源。淮西兵变、苗刘兵变等事件更是暴露了朝廷对军队既依赖又失控的情况。

皇权合法性上，赵构以亲王身份即位一直缺乏正统性加持，尤其是徽钦二帝皆在，宋高宗怎么能叫建国，他这个皇帝位子随时会遇到挑战，不满的文臣大有人在。其权力依赖南方士族支持，初期“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权力”，唯有进入稳定阶段才能重塑权威。绍兴和议的本质是地缘政治平衡的产物，宋金均无力消灭对方，和议以称臣纳贡换取休战，使南宋得以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书中通过剖析宋高宗，也解释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君臣关系，从中也能看到他对于岳飞、秦桧的不同态度。在张浚上任宰相后，宋高宗用姚崇和唐玄宗的故事举例讲给宰执听，表示自己信任宰执们，交给你们的权力你们就去用。而对于盛唐的败落，宋高宗认为这并不是专委宰相，相权过大的问题，而是委托给了错误的人的问题。北宋政治一般是有两个宰相，互有分工，互相掣肘，皇帝要平衡他们之间的势力，确保自己的权力。而南宋宰相大多数时间只有一个，权力很大真的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源于宋高宗对于皇权和相权的理解。

由唐至宋，尤其到了南宋时期，基本上旧贵族世家的势力烟消云散，中央拥有绝对权力，可以说这一时期，文官的权力在皇帝的控制范围内，而武官只要结束前期的战争就能回收兵权，再次回到北宋那样皇帝对于文武的绝对控制中。对于杀岳飞，书中总结，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宋高宗指挥不动，岳飞在自己军中的影响力超过了皇帝。甚至岳飞被免了兵权任枢密副使后，并没有主动表态交兵权，还与原部下有联系，这让一心想回到“祖宗之法”结构中的宋高宗非常戒备。

文官尤其是相权，在秦桧之前，宰相犹如走马观花，始终没有实现宋高宗心目中的君臣关系，直到秦桧出现。宋高宗将权力委托给他，让整个朝廷变成了皇帝和宰相的二人舞台。皇帝是宰相的绝对主人，宰相则是皇帝的代理人，服从的是皇帝的意志。皇帝通过代理人秦桧垄断决策，形成“独裁模式”。当然，秦桧也绝非权倾朝野，作为代理人，一方面他要执行好皇帝的意志，契合高宗需求的“南自南，北自北”策略，迫害岳飞、镇压主战派等行为均属执行皇权意志。另一方面，代理人毕竟也是人，对于宋高宗这样的人，一旦代理人势大，他就会抛弃代理人，甚至让代理人作为政治的替罪羊。

《临安之变：绍兴体制与南宋中兴》揭露南宋建国建制的代价，其积极面在于结束战乱、稳定经济、重建官僚体系，使南宋延续152年国祚；但消极面更值得深思，思想管控导致“文化创造力衰退”，转向内在保守，权相专政成为南宋“印象”，根源在于宋高宗赵构的君臣代理人设想，以“莫须有”杀害忠良也瓦解了士大夫精神气节，让北上抗金从全民的爱国情怀变成了皇家的政治手段，展现了专制集权在危机中的生成逻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