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究竟可以追溯到何时？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将“冶金技术、文字以及城市”这三大要素视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的核心标准。依据这一标准，中国的历史学界通常将夏朝的建立视作中华文明的正式开端，而将夏朝之前的时期解读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状态。

这种观点并非现代才有。早在中国古代，史官编纂历史时，也常将夏朝作为分水岭。例如，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通史著作《史记》，便以《夏本纪》作为历史王朝的开端，而将夏以前的历史简要概述为“五帝”时代，并特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显然，司马迁认为“五帝”并非一个政权名称，而是若干英雄人物的统称，同时五帝本身也包含许多难以证实的成分。

即使在中国史学界普遍承认夏朝是国家文明的起点，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对夏朝的认可依然存在质疑。以英国《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官网为例，其对夏朝的描述颇为谨慎：“今天，许多学者仍认为夏朝只是传说，但发现的物证似乎与他们的观点相悖。那些相信夏朝真实存在的人也面临困难，因为迄今没有发现明确属于夏朝的遗址。”

相比之下，这种描述算得上较为客观。《剑桥中国上古史》更是以“夏代历史的可靠性与商代不同”为由，干脆未设立夏朝章节。或许有人会质疑，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难道不就是夏朝的实物证据吗？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自上世纪50年代末发掘以来的头二十年间，一直被视为商朝西亳的遗址。直到1983年偃师商城被发现后，“二里头是夏都”或“兼跨夏商说”才逐渐被学界接受。此后，著名考古学家邹衡通过系统研究商文化，辨析出二里头文化体系与河北先商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且二里头文化年代早于后者，最终确认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属于夏文化。由此，二里头被广泛认可为夏朝晚期都邑。

不过，二里头遗址的最大弱点在于迄今尚未出土能够直接证明其为夏朝遗存的文物，包括文字或与某位夏朝君主直接相关的器物。即便是《夏朝周断代工程报告》在论证二里头遗址性质时，也只能通过间接证据：一是二里头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斟鄩地望吻合；二是二里头遗址的存续时间与斟鄩作为夏代都邑的历史相符。

正因为缺乏确凿的“直接证据”，西方多数学术文献在介绍夏朝时，不得不用“传说”、“神话”等措辞，或者直接忽略夏朝，重点介绍商朝，如《剑桥中国上古史》所示。如果夏朝不被认可，那么在西方视野中，中国文明史似乎少了整整一千年，只能追溯到约三千年前的商朝。

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的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大会上，良渚古城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全球认可。评审专家解释说：“良渚遗址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并形成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证明了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贡献。”

良渚文明起源于约5300年前，因而被视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这可是国家官方的表述，而非某个学者的个人观点。问题是，良渚这一古国政权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毫无记载，其文明在约5300年前迅速崛起，又在约4300年前突然衰落。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还可以通过“二重证据法”与文献中的夏朝相对应，而良渚则完全没有文献依据，“良渚”这一名称也是现代学术命名，良渚人自己显然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夏朝在西方不被承认，而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明却得到了认可？主要原因在于“夏朝”与“良渚”的概念差异。前者属于一种“自称”的政治实体概念，需要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而后者则是考古学界基于物质遗存的“它称”名词，证明其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只需展现足够的文明要素即可。然而，二里头遗址虽证明了约3700年前河南存在广域的王权政治实体，但缺乏决定性证据表明其就是夏朝遗址。值得一提的是，洛阳正积极推进二里头遗址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此外，良渚文明展现出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良渚古城外城面积达620万平方米，相当于8.6个故宫大小；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内城中贵族居住区达630米长、450米宽，面积相当于40个足球场。为抵御洪水，良渚古城周围还筑有长达十几公里的水坝，库区面积约相当于两个西湖。如此浩大的工程量，估计需要3600万个劳动日完成，假设10万人同时劳作，也需至少一年以上时间。这表明良渚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拥有自上而下能有效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机构；二是具备强大的农业生产力，能供给10万人一年或1万人10年的劳作生活。

奇妙的是，良渚古城内并未发现农业生产遗迹，而在长江下游上海、苏南等地却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次级聚落及农业遗存。这说明良渚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两级行政管理体系，由基层聚落承担供给都城粮食等经济资源的任务，体现出高度复杂的国家政权形态。

因此，良渚文明获得国际认可，背后有着坚实的考古证据支持。需要强调的是，良渚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仅有5000年历史，也不意味着距今5000年前我国仅有良渚文明一枝独秀。

已有考古发现证明，约一万年前，中国北方和长江中下游分别形成了以粟和水稻为主的定居农耕经济形态。在约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数十座房址和数百座墓葬（城市雏形），随葬品中有绿松石装饰（反映手工业）和龟甲刻符（文字雏形），部分符号与殷墟甲骨文颇为相似。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则出土了9万平方米规模的军事城址，设有大型祭坛、建筑基址、道路及排水系统。

距今约5800年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现了一处古墓，随葬品近百件，显示出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贫富分化明显的墓葬形态。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即良渚文明兴起之时，全国各地区域性文明竞相发展。辽宁西部红山文化出土了象征中国图腾信仰的玉石龙；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被认定为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大型聚落、祭祀区和墓葬区严密划分，反映社会分层显著。

那么，诸多区域文明是如何通过互动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谁又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这问题相当复杂，因为许多遗址的考古尚属冰山一角。因此，良渚成为代表5000年这一时间节点申遗的核心，多少带有偶然成分。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戏称：“我们当时就把宝押在了良渚。”

2016年6月13日，年逾八旬的四位考古专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联名向国家提交《关于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标志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建议》，一个月后获批，良渚申遗成为国家战略。

陕西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报告显示，在西周一处公共墓地中发现大量彩绘陶器、玉琮等带有东方文化特征的文物，判断其源自陶寺文化，而陶寺文化中的玉琮正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结合新旧考古资料，可以解读为：良渚文化通过江苏海安、徐州新沂等地北上，进入大汶口文化势力范围。徐州新沂花厅遗址发现了良渚玉琮和大汶口文化猪下颌骨随葬现象。X射线分析表明，花厅遗址中的大汶口与良渚陶器残片来自不同地区，说明大汶口文化中出现良渚元素，乃是良渚人直接北上的结果，而非单纯文化交流。

良渚人北上，推动了大汶口文化中良渚文化元素的广泛传播，迫使原海岱地区部分大汶口族群西迁，其中包括著名的尧帝族群。山西临汾陶寺遗址被公认为尧的遗存，早中期普遍采用猪骨随葬习俗，属典型大汶口文化风格，而晋南在陶寺文化兴起前两千多年并无此习俗。史书记载尧帝始封地不在晋南，而在山东定陶，属大汶口文化区，后迁入山西。

结合陕西宝鸡西周墓葬发现的陶寺文化良渚系玉器，不难推断正是良渚人的大规模北进，搅动了华夏文明格局，推动大汶口族群西迁，并与庙底沟文化融合催生龙山文化。

从二里头、殷墟，甚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良渚系玉琮，到新近发现西周墓葬中的良渚玉文化因素，可以说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主导催化作用。其以玉为中心的文化符号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良渚作为代表5000年文明的圣地，实至名归。

综上，西方不承认夏朝，却认可良渚文明，这背后体现了国家战略的远见，也得到了陕西等地考古证据的有力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