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两河流域，必然会让人想起曾经在这里崛起的古巴比伦帝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巴比伦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其社会制度、科学技术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且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商业活动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古巴比伦的崛起，正是建立在两河流域悠久文明的基础之上。在公元前18世纪左右，古巴比伦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其繁荣的商业活动在当时的世界中是无可比拟的。与前代的苏美尔相比，古巴比伦不仅在文明上延续了前人的成果，还在商业领域做出了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古巴比伦的经济体系日渐成熟，掀起了一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革命。

商业贸易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利润，这些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便是现代商人的前身。古巴比伦的商人多受国王或寺庙的委托，主要负责将神庙或王室的剩余物资转手卖掉，再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这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最早期商人概念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人逐渐脱离了国王和寺庙的控制，转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他们更关注自身利益，通过经商谋取私利。

尤其是在古巴比伦，借贷业的繁荣尤为突出。为什么借贷行业在古巴比伦如此发达？其原因可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古巴比伦的商业生态与其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商人之间通过借贷这种方式，互相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保证了交易的流动性和繁荣。这个时期的商人，分为两类：一种是“塔木卡”商人，他们大多从事长途国内外贸易，具有民营性质，且与王室的关系较少；另一种则是为了王室服务的商人，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积累，而是支持王室的经济利益。

这些商人的活动往往与借贷行为密不可分，借贷契约通常会写在泥板上，且要有5至8个证人签名并加盖印章。这样的做法，确保了交易的公正性与合法性。当债务偿还后，契约的泥板会被销毁，类似于现代的“欠条”机制。

在古巴比伦，借贷不仅仅是为了应急，而是一种普遍的商业活动。商人们可以通过借贷获得资金支持，通常是借银两或谷物，获得相应的利益。这与现代社会借贷的普遍负面印象不同，当时的借贷行为就如同购买商品一样平常。如果一个人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完全可以选择借贷来渡过难关，而周围的人对此也不会产生异议。

古巴比伦的商人们为了获得利润，不仅需要承担风险，还要形成合伙关系。商业投资逐渐发展为合伙制，分为积极投资和被动投资两种形式。在被动投资中，投资者仅出资借贷，不参与具体的贸易活动，保证获得固定的利润；而在积极投资中，商人们通过设立共同基金来经营，大家共同分担风险，共享利润。这种投资形式不仅限于商人，王室官员以及其他富有人士也可以参与其中，甚至有证据表明，女祭司们也参与了商业活动，这体现了古巴比伦社会对于商业的开放态度。

《汉穆拉比法典》中对这些商业活动的规范，也进一步推动了古巴比伦经济的发展。法典中明确指出，只有经过正式盖章的契约才具有效力，并且对于欺诈行为做出了明确的惩罚。而在新巴比伦时期，印章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成为了确定商业契约有效性的重要依据，甚至为商人的信用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古巴比伦时期还通过简化商业交易程序，鼓励交易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商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诚信，不再依赖复杂的仪式和担保，而是通过简洁的契约和约定完成所有权的转移。这样的简化措施，不仅提高了交易的效率，还有效降低了商业成本。

从这些历史记载来看，古巴比伦的借贷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繁荣，首先是由于当时经济的相对发展与稳定。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使得借贷活动变得司空见惯，大家都相信自己能够按时偿还借款。然而，随着经济的起伏，借贷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当国家经济陷入低谷时，人们对于借贷的需求自然会减少。

无论如何，古巴比伦王国的借贷业的繁荣，给予了后世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启示。古巴比伦人的商业行为，涉及到买卖、借贷、抵押、租赁、代理等多种形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商业契约体系，这一体系的出现，对于后世商业法的制定和商业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