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上校武官包瑞德被派往桂林，承担起为国民党部队训练新兵的任务。那时，他和其他外国人一样，通过国民党的宣传了解共产党的情况，深受“反对延安”的观点影响，心中对共产党的认识只是片面且不深刻。包瑞德心中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红色延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对于他而言，这个问题始终未得到解答。

其实，这已经不是包瑞德第一次来到中国。回忆起来，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新婚蜜月期间，当时他和妻子选择了北京作为他们的度假胜地。那个时候，他对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终于，在1944年，包瑞德真正踏上了延安这片土地，这才意识到，自己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完全是片面且肤浅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整体战局的考虑，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由于美国一些政客对中国当时的多党混战局面感到不安，罗斯福总统多次敦促国民政府尽快放下党派之间的纷争，联合起来共同抗战。接着，史迪威作为美国方面的代表来到中国，与周总理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将调查结果发回白宫。他认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应当首先扶持共产党的力量，以便能有效制衡国民党，进而更好地协调美国在中国的战略。

美国方面认为，延安的八路军是中国所有抗日队伍中纪律最严、最具进取心的队伍。此时，日军在中国东北占据了重工业区，而共产党的队伍以及东北抗联也在这一地区活动，若不加以控制，苏联可能会借此插手中国的事务，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身的联盟基础。史迪威原本打算通过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做出让步，但未曾料到，蒋介石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还屡次威胁美国，表示若不按照其要求行事，便可能退出抗日阵营。此举无疑让罗斯福大为不满，最终，罗斯福提出派遣调查团，亲自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蒋介石依然拒绝了美国的提议。

1944年初，日军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展开大规模进攻，国民革命军接连失败。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援，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接受美国调查团的建议。美国方面则十分担心蒋介石在遭遇打击后可能会投降，这会对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部署及伤亡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确定苏联态度后，特地飞赴中国，展开新的外交斡旋，劝说蒋介石放下偏见，接受两党合作。华莱士提醒蒋介石要警惕苏联的影响力，避免重蹈克伦斯基政府的覆辙，成为苏联的傀儡。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蒋介石终于同意成立观察组。于是，美军从陆海军情报组和营救组中精心挑选出18名成员，组成了“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其任务是评估共产党的作用，并提出可能的支援方案。1944年7月，访问团抵达延安，但在降落时发生了一些意外。延安机场原本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修建，但由于多年的战争和风雨摧残，机场已变得破旧不堪。虽然当地军民刚刚翻修了跑道，但机场仍缺乏标识。当飞机降落时，跑道出现偏差，左侧轮胎陷入一个地下埋藏的坟墓中，坏掉的螺旋桨差点伤到驾驶员。幸运的是，飞机通过一番剧烈的摇晃，最终安全降落，访问团成员平安抵达延安。

访问团的名字为“迪克西使团”，这个名称源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用来暗示延安像叛乱者的家园一样。团长包瑞德给访问团取了这个名字。虽然飞机降落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导致团队成员和迎接人员一时有些慌乱，但幸运的是，这场意外并未酿成大祸。包瑞德和团队成员走出飞机时，受到叶剑英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周总理则亲自道歉。包瑞德则幽默地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伤人乎？不伤马”，以此化解气氛。

访问团住进了当地一处经过精心布置的“最豪华窑洞宾馆”。这些窑洞用青砖铺地，条石堆砌，尽管在外人眼中，它们相对简陋，但在访问团成员眼里，这里的生活条件十分简朴。他们曾抱怨屋内没有自来水，殊不知，甚至连外面的厕所，都是为了迎接他们而新建的。一些回忆录中描述道：“这些窑洞就像斯巴达人一样简单，无法有效防止苍蝇和老鼠进入房间。”这些简陋的条件让包瑞德并未太在意，他更关心的是观察共产党军队的状态。

刚到延安的当天下午，包瑞德和其他成员就被延安的热情所感动。他们注意到，在修整机场跑道时，叶剑英等高级指挥官也亲自参与其中，和普通士兵以及民众一起劳动。包瑞德惊讶于，这在其他地方是无法想象的场景。在美国军队和国民党部队中，指挥官几乎不可能与士兵一起劳动，但在延安，指挥官却与士兵们并肩作战。受到这种精神的感染，包瑞德和其他观察团成员也脱掉外衣，主动加入到劳动队伍中。

这种体验仅仅是包瑞德对共产党军队的认知开端。在延安，他还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即便是在八路军的指挥部，也看不见卫兵的身影，甚至连毛主席的住处外，也没有严密的警戒。与重庆和桂林的情形截然不同，那里大多数新兵都被绳子捆绑着进军营，军官常常打骂士兵，而在延安，老百姓和军队指挥官之间关系亲密，普通人可以与领导人打招呼，真正体现了“军民同乐”的精神。

在延安，包瑞德逐渐认识到这里的社会风气和军队的特殊之处。延安的街头几乎见不到乞丐，人人衣着朴素，妇女平等参与劳动，和男性一起下地工作，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这些细节使他对共产党治下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配合观察团的工作，毛主席亲自与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强调“放手合作，诚恳欢迎”外宾。包瑞德和团员们观看了八路军的操练和比武，深感八路军虽然装备不足，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和军事素养远胜于国民党部队，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得民众爱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访问团成员纷纷向美国总部发回了近50封报告，称赞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斗力和民心，甚至建议美国应当支持共产党，并承认其为独立政府。

然而，在此时，美国政府发生了变动，赫尔利取代了史迪威的位置，成为新的驻华特使。赫尔利与史迪威截然不同，他更倾向于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决断。11月，赫尔利带着所谓蒋介石已经同意的“五项协议”来到了延安，结果蒋介石不仅否定了协议内容，赫尔利在得到美国政府指示后，态度也发生了急剧转变，公开宣布“只承认一个政府”，拒绝与共产党合作。这一变化让包瑞德感到十分尴尬，因为他仍在延安工作，并试图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在美国政府的干扰下，这一努力最终未能实现。

1944年底，包瑞德接到任务，要求与中央军委沟通，安排山东沿海地区的八路军协同美军配合，在当地迎接盟军空降部队。但这一计划被国民政府的特情人员得知，并且汇报给了宋子文，宋子文随即找到了赫尔利，并声称美国在支持八路军。尽管赫尔利明知情况并非如此，但他未能与国民政府及时沟通，最终将责任推到了包瑞德身上。包瑞德被迫接受了突如其来的调令，他和其他成员措手不及，却只能默默地准备离开。

就在他即将离开之际，包瑞德得知蒋介石准备轰炸延安。当毛主席和周总理带着土特产送别他时，包瑞德用手表的动作表露出内心的不舍，周总理察觉后悄声与他交谈。包瑞德离开后，蒋介石的轰炸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返回美国后，包瑞德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名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并公开发行。他在书中高度评价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和民心，称其为“优秀的游击战士”。他对八路军的情报系统尤为赞赏，认为它帮助八路军即使在装备不如敌人时，依然能够找到战斗的优势。

包瑞德总结道：“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尽管他和中共领导人立场不同，但他对八路军的评价却极为正面。虽然他最终选择站在国民党一方，但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着深刻的理解。

直到1950年，包瑞德离开了北平，前往台北，并继续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在经历了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后，他最终选择回到美国教授中文。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去世。

这段历史证明了，即使在敌对的立场下，有些外国人士通过接触和了解，也逐渐认同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虽然包瑞德的访问团未能达成预期的政治成果，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仍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对我党和人民军队的全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