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南方还处在春寒料峭、春雨连绵的季节。25日这一天，在闽南革命老区平和县五区双马乡，近千名群众早早就被集中到一块空地上，他们被告知，马上就要举行一场公审大会。

当民兵将“犯人”押送到场时，引起了一阵骚动。现场群众无不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随后，在某些人的鼓动下，几位群众上台揭发了所谓的“罪状”，进行了诉苦。当这一过程草草收场后，担任公审大会的审判官、区政府秘书赖端峰履行手续般地进行最后审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张振忠，是双马乡下新楼村人。”

“你是在什么人部下当的土匪？”

“我是冤枉的，我是革命干部，过去和陈天才一起打过游击。”

这陈天才到底何许人也？

他是当地鼎鼎有名的地下党干部，历任中共平和中区区委书记、平和县委书记，中共闽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在当地领导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压迫，开展武装斗争等活动。福建解放后，陈天才担任过平和县委书记、县长。此时，陈天才已上调龙溪地区任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本来为慎重起见，挂个电话核实一下也就真相大白。但是，赖端峰根本不听申诉，竟信口开河地说：“胡说八道，没有这回事”，并马上宣读判决书：张振忠……该犯罪恶重大，人民痛恨，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九、十三条规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即命令民兵把张振忠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无头公案，死得冤枉！”感到最后关头来临的张振忠，不由得竭力大喊，喊声中充满悲愤。

随着数声枪响，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件大冤案就这样铸成了。

张振忠被枪决后，当地群众意见纷纷：张振忠参加游击队，出生入死为革命，没有被敌人杀掉，却牺牲在自己人手里，真想不通！

在这年11月召开的平和县老区代表会上，老区代表们纷纷发表意见，认为张振忠是革命干部、游击队战士，枪毙张振忠是天大的错案。

这一案件终于被揭发出来。

当时担任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刘永生正好也率领老区工作检查组，到闽西、闽南检查老区工作。刘永生解放前一直在闽粤赣边领导游击战争，对这一带也非常熟悉，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干部群众对他无话不说。当地群众也向他反映了张振忠被错杀的情况。

刘永生极为重视。张振忠是陈天才的部下，陈天才也向他作了反映。刘永生非常气愤，竟然发生如此冤枉的事情。刘永生指示先把区秘书吴盈科等人扣押起来。一定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为张振忠平反昭雪。他因为公务在身，要赶回福州，临走之前，他责成县委书记鲁光，要他负责派专人进行深入调查，弄清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材料。刘永生回到福州后，也将简要情况向省领导作了汇报。

振忠被错杀一案揭发出来后，引起省、地、县各级领导的极端重视。平和县委、县政府马上责成有关部门立即开展细致调查，并将简要情况上报中共龙溪地委。地委认为问题严重，即派出地委宣传部干部张平到平和县了解情况，并以地区纪检室为主，组成一个检查组配合地委纪律检查委员庄云潮下去调查。

随后将初步的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对此也非常震惊，又指定省监察委员会派刘永生负责，责成省检察署、省法院等部门，一定要把整个案情搞个水落石出。

于是，省人民检察署也专门派出干部协助调查。经过省、地、县三级有关部门，进行了4次反复的调查，终于查明了造成张振忠被错杀一案的真相。

张振忠，原籍诏安县官坡乡火舍村，12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因无人抚养被亲房卖给平和县五区双马乡下新楼村张时德为子，时常受到养母的虐待。1943年16岁时即在诏安参加了闽南游击队，曾任陈文平(解放前曾任闽南特委副书记兼云和诏县委书记、闽南地委书记、闽南支队副政委、闽粤赣边区党委委员等，解放后任龙溪专署副专员)的通讯员及政治保卫队队员等职。

张振忠在游击斗争中一贯坚定勇敢，在战争中数次受伤。

1947年9月在南靖县竹黄乡被敌抓捕，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以后越狱逃回游击队。

1948年11月参加地下武装工作队，12月任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闽南地委机关警卫排长。

闽南解放后，张振忠由组织调转地方任工作组组长。1950年初由县长陈天才安排到平和县财粮科帮助工作。同年进入龙溪专署行政干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漳浦县旧镇仓库任保管员。

1951年3月因养父死亡，养母身体不好，妹妹年龄尚小，家中无劳动力，经上级批准复员回乡。回乡后，他仍积极参加反恶霸、剿匪等斗争。在五六次剿匪行动中，他勇敢不怕牺牲，在民兵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土地改革中被全乡群众选为农民代表，还带领群众修了本村的路，群众反映很好。中央访问团到平和慰问，召开老区代表会议时，张振忠还作为老区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

1950年和1951年春节，双马乡工作队长、乡长等还带领民兵和学生们，敲锣打鼓地到张振忠家拜年、送礼，有鱼、肉、油、米糕等，还发给了一本鲜红的光荣证。两年救济烈军属时，张振忠都受到乡里救济，共给予谷子140斤、人民币20万元（旧币）。当时，张振忠就是人人皆知的老游击战士，受到邻里们的尊敬。

没想到这样一位革命战士却被无辜判处极刑，受到错误杀害。

1951年9月，因家乡修筑水坝问题，两个村发生争执。张振忠作为群众代表，带领群众先向区里反映了要求将水坝筑低一点的意见，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后又向土改工作组提出同样要求，工作组长不仅不听，还骂他破坏水利建设。土改结束时，区委在乡群众大会上宣布撤销了他的农民代表职权。

张振忠对被无缘无故撤职很想不通。再说张振忠回到家乡后，各方面表现还是不错，只是与养母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互不相容，经常发生口角。张振忠脾气不好，与养母发生争吵，甚至出口伤人，威胁要把养母杀死。养母很害怕，就向区里告状，说张振忠“私藏枪支”。

区秘书吴盈科令民兵向张振忠查问。张振忠一直说已上缴，不予承认。吴盈科认为他是有意隐瞒，就叫民兵把张振忠押送到队部。

第二天，区里召开了大会，张振忠一被押入会场，张加力、张进才等人在宣布了张振忠的“罪恶”之后，就和被他们鼓动的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张振忠打得晕倒在地才住手。当时在场的群众很不满。

当天还有一些农民上台诉苦，除了他的养母外，就是马堂社的群众，主要是牵涉到谷子的问题。

大会结束后，张振忠对区公安员说以前忘记了，自己家里还有子弹，叫公安员跟他去取。公安员跟着到他的家里，在床底下取得18发子弹，交给了工作组。回来后，张振忠仍被扣押在民兵队部。第二天被押送到区里。

区里为了达到逮捕张振忠的目的，由吴盈科整理了一份材料，材料送区委再转送县里，审查小组审查后认为依据这些张振忠还不够逮捕条件。吴盈科等人又重新整理，增加更多内容，加重了“罪状”。

这一次，条件够了，材料第二次送县公安局审查小组，再转给审判小组。审判小组经过研究，同意判处死刑，并起草了判决书。张振忠被扣押后，自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精神状态很好，还时常与干部和民兵们开玩笑，成为犯人队长，劳动积极，还带领犯人们开辟操场，干部反映：没有张振忠，操场不一定开得成。

1952年3月23日，张振忠被押送县公安局。

4月14日，张振忠又被押回区公所。这一次完全不同，乐观情绪没有了，神情很沮丧，见了人就流泪。张振忠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判死刑。

曾经是多么的荣耀，今天却落到这种地步，怎不令他悲愤欲绝呢？

但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乡干部和群众也不知他为什么会变为“土匪、杀人犯”，因为那些捏造的材料是见不得人的。

4月25日，由区公所主持举行了枪决张振忠的公审大会，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判决书上列举了张振忠的五条所谓的“犯罪事实”有：

1、1942年，在云霄、漳浦一带当散匪，曾在陈片候部下当队长，到解放一贯为匪；

2、1945年，在陈片候部下当队长时，带匪众23名去云霄何地社，枪杀诏安县狮子社牛贩廖雄明、廖志敏等4人，抢牛6头，大洋120元；

3、1950年5月，支持地主张振昌向农民收租1320斤，并殴打农民；

4、1950年7月一天夜间，威胁农民张水淼说：“你当代表积极，将来你就知道。”并私藏枪支不缴；

5、不仅对农民如此，对母亲也是如此，有病不给看，还殴打。

对此，调查组先秘密后公开地展开调查。

通过开调查会与个别访问相结合，召开了两次乡干部会，一次向张振忠斗争者会议，两次基本群众会议，并向该案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了解和个别谈话，以及向被扣押的有关案犯进行讯问，使几个与整个案情有关的问题真相大白。

一是当土匪问题。

据了解，陈片候系片子猴之误，此人是第十二区高坑乡人，解放前当过伪联防队长、伪乡长，解放后畏罪上山为匪，于1950年12月被我军击毙。而且1942年张振忠只有15岁，这年正是他参加游击队的时间，怎么可能三年后又当陈片候部下的队长呢？更不可能带着部下去抢牛杀人越货。群众都知道张振忠参加过游击队的事，对于他当过土匪，还杀过人的事情却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从何而来。

二是谷子的问题。

双马乡共40个村，解放前马堂的大地主比较多，临近一些村都受它的压迫。1943年6月间，马堂村大地主张绍容和下新楼村地主张秋祥发生宗派斗争，张绍容儿子被打死，上诉打官司又败诉。于是，张绍容调集壮丁30多人，在一个晚上把地主张秋祥的佃户在田里的谷子抢割一空。当时张振忠父亲的谷子也被抢去8担。因此，张振忠回乡后，就向工作组和乡政府要求追回地主抢去的谷子。可是，乡长黄天赐等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错误地决定由在地主强迫下去抢过谷子的32户人家，在十天内归还谷子（计720斤）。加上张振忠在追缴谷子时作风生硬，骂过张加力、张进才等人，打过和威胁过一部分群众，因此引起群众不满。

三是枪支问题。

张振忠原来有2支短枪，一支是在游击队时发给他的，回家生产时留在家中，一支是1950年在平和县政府时县长陈天才给他的。枪的来历是非常清楚的。还有在剿匪时民兵队长黄炳辉发给他一支长枪和10发子弹。长枪在剿匪结束后即退还了民兵队部，2支短枪也先后自动上缴区里。

四是水利问题。

这是个历史上常常发生矛盾的老问题，下新楼和安厚乡的地势都较低，为了灌溉安厚乡的田地，在河流流经下新楼的地方筑有一道坡。以前发大水，安厚乡总是受灾，为了不受淹，安厚乡要求把坡筑高一些。而下新楼也怕淹到自己，就坚决反对。解放后的1951年5月，安厚乡群众要将木头筑的坡改为用土灰建筑，并增高，这样更坚固。如此洪水一来，则对下新楼的房屋、田地、仓库都有不小影响，群众意见很大。张振忠作为群众代表，曾两次带领群众向区里和工作组反映，要求降低高度。这样的纠纷也很正常，区里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处理，使矛盾不致激化，但区里却没有处理好，反而指责张振忠，并撤了他的农民代表职务，留下了又一隐患。

调查表明，张振忠根本不是土匪，而是革命战士。

这些事实是很清楚，群众也都是知情的。但是，为什么张振忠会由一位革命战士变成有血债的土匪呢？

这完全是吴盈科、张加力、张进才、张茂松等捏造材料，蓄意陷害的结果。

谋害张振忠的主犯吴盈科，他钻入平和县第五区区公所当了秘书。他的亲兄弟吴辉煌曾当过地主武装“团兵”、土匪，后在替伪保安团修碉堡时被我游击队打死。他的两个亲族吴文光和吴耀汉都是反革命分子，吴文光也被我游击队打死，吴耀汉在解放后被镇压。因此，吴盈科对我游击队一向是非常仇恨的。

解放后，吴盈科混入双马乡工作。当他知道张振忠是从游击队里回来的干部时，就想蓄意陷害。当时，双马乡有部分乡干部是地主的爪牙。如农会副主任张加力，曾在土改中包庇过地主；农民代表张进才做过伪保丁，土改时包庇叔父地主等；农民代表张茂松也是地主的忠实走狗。在张振忠回乡后，他们看他斗争很积极，都很仇恨他。

此外，还有一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结下的个人恩怨。张加力、张进才都因为追缴谷子的问题而与张振忠产生了矛盾，对张振忠怀恨在心。张振忠被撤销农民代表职务后，张茂松代表了这一职务。一次张茂松通知张振忠去开会，张振忠本来心里就不痛快，他说自己已经听过了，不想参加，而要去赶集。因为态度不好，两人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争吵起来。于是张茂松向区里告状，说张振忠被撤职后，开会不参加，不服从领导，态度很坏，如不扣押他，自己不敢当代表。正因为这些平常积下的一些私人恩怨，使他们互相勾结起来，伺机诬陷张振忠。

吴盈科本想替他的亲兄报仇，他看到有机可乘，就与张进才、张加力等人利用张振忠追还谷子引起马堂村一些群众不满的机会，共同捏造张振忠当过“土匪”和“私藏武器”的假材料送给区人民政府转公安局。

县公安局收到区里转去的假材料后，认为还不够逮捕条件，就把假材料退回给区里。

为了最后构成冤案，达到逮捕张振忠的目的，吴盈科又不让乡干部知道，私下里重新捏造了张振忠的四条“罪状”，还在材料最后阴毒地写道：据双马乡下新楼群众反映，迫切要求杀，不杀民不安。

就这样，张振忠终于被套牢了，受到错误逮捕。

张振忠被从县公安局押回区里时，碰到乡公安员黄秀能，诉说了自己的冤屈，黄秀能立即向前民兵大队长黄炳辉诉说真情。黄炳辉就跑到区里反映，正好碰到吴盈科，就责问他：“张振忠究竟犯了什么罪？”

吴盈科威胁他道：“他当了土匪杀人，有血债，你敢包庇吗？”

致使黄炳辉不敢再提意见。

要说吴盈科在双马乡工作了一年，其中在马堂村工作过半年，他对这些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他自己也供称对张振忠打游击和在漳浦干革命工作都知道，对捏造张振忠当土匪、杀害牛贩等材料供认不讳，连两个牛贩的名字都是他编造的，由此可见他的目的就是要蓄意报复，成为这一错杀案的主谋。

吴盈科等人将写好的材料送给区委书记王治全。王治全和当时在区委帮助工作的县委组织部长刘兴珍、区公安员廖相荣在研究这个案件时，竟完全偏信这份假材料，没有加以对证，就于12月14日同意逮捕了张振忠。

张振忠被捕后，身穿干部制服，在区上劳动改造了3个月之久，王治全竟然未正式审讯过一次，只在一次碰到时，说他有枪不缴，不坦白。

1952年初，区里又把假材料送到平和县公安局。该局司法股副股长陈成佐、司法科副科长不经任何核对，就完全相信假材料，决定呈请上级判处张振忠死刑。

此案交公安局长审查时，也未加以查对，就上报上级机关批准枪决。

张振忠自12月15日被扣押，到4月24日被枪决前的四个月中，一直没有被讯问过。

在被扣押于公安局看守所期间，张振忠曾写过一份“反省书”，提到自己在解放前打了六年游击战的光荣历史。但赖方白认为已经判决了，判处死刑的布告也写好了，因此连看也不看，就叫档案员放进卷宗里去了。

1952年4月，张振忠被判处死刑后，由通讯员赖金田押解回区公所。临离开公安局时，看守人员要剥掉他的制服，他坚决不肯，并义正词严地说：这条棉衣是党和政府给我穿的，我有权利穿这条棉衣。

在回区公所途中，碰见本乡一位妇女，这位妇女问他怎么弄成这等模样。张振忠哭道：“我没有什么错误，不知乡里怎么告的？”

通讯员将这一情况报告王治全，王不仅不引起注意，还强词夺理：“你懂什么，张振忠杀人、抢牛、抢光洋！”就这样把别人的嘴堵上了。

尤其严重的是在临杀张振忠前，吴盈科心中畏惧，曾对王治全反映：张振忠的罪状材料是乡干部提供的，可能不很确实时，王治全竟然说：“现在群众有否要求，如果有要求，就执行枪决。只要杀后群众没有反映就不要紧。”

当时在场的副区长张桂祚也说：“上面都已经批了，你办事怎么这样糊涂，以后不要这样办了。”

表现了十足的草菅人命。

错杀革命战士张振忠这一事件在1953年2月28日《福建日报》披露后，也激起省内外广大群众的无比义愤，各地干部群众纷纷打电话或来信，一致要求坚决从速惩办案件主犯，并要求对有关失职人员以应有的处分。

案情查明后，刘永生召开了省监委会议，研究了整个案情，作出了《关于平和县错杀事件对有关失职人员的处分决定》。对吴盈科及帮凶张加力、张进才、张茂松等4人立即撤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954年7月15日，平和县人民法院在该县一区阳明镇召开了五个乡镇约2000人的审判大会，判处了蓄谋陷害革命干部张振忠致死的主犯吴盈科以极刑；张加力、张进才各判有期徒刑二年；张茂松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尤溪地委和尤溪专署，以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均对此事件作出深刻检讨，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平和县委书记也作了深刻的检讨。并对张振忠的家属给予了抚恤。

宣判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