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往往把“知县”和“县令”这两个职务混为一谈，甚至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职位。然而，尽管这两个官职名字相似，仅相差一字，它们的待遇和职能却有着极大的差别。

“县令”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赵国、韩国、魏国和秦国等地的县级行政单位，设立的管理者便被称作“县令”。其中，秦国是最早使用“县令”这一职称的国家。商鞅变法后，秦国将村落统一规划为县，由县令来负责治理辖区，并且县令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权力集中，管理直接。

随着战国末期各国疆域的扩张，设立的县也越来越多，中央对这些县的控制变得愈加困难。在这种背景下，“郡”的概念应运而生，郡守负责管理多个县，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大多数古代的领土都是经过战争获得的，因此，各国的统治者与新得的土地并无太深的感情。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诸侯国在新领土上征税极为严苛，引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常常一触即发。经过数次动荡，各地的领导者开始意识到，只有选择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担任县令，才能更好地治理地方。这些地方的县令通常是人脉广泛、具有较高威望的人物，能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使民众顺从新的统治者，从而更有效地实施统治。

因此，县令的实际权力并不很大，主要职责是保持地方治安和征收赋税，权力较小。如果赋予县令过大的权力，容易导致地方官兵自重，甚至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定。尤其在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领土较小，某个地方县令如果起义，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覆灭。

历史上也有许多受百姓爱戴的县令，他们治理宽厚、亲民，赢得了百姓的拥护。比如山西太平县的县令杨良平，他为政宽厚，关心百姓的生计，百姓在他离任时，纷纷自发送行，场面感人。而铅山县的县令笪继良，他的墓碑上刻有一颗大白菜，上面写着：“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这是他用来勉励自己的座右铭，表达了作为一名父母官，不仅要了解民众疾苦，还要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

然而，也有一些县令与地方豪强联手，肆意剥削百姓，使百姓苦不堪言，这种“天高皇帝远”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知县”这一职务最早出现在唐朝末期。当时，地方割据势力膨胀，导致中央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地方势力的核心任务便是争夺县的控制权。为了避免原有县令的权力过大，许多地方势力通常会安排一些官员与县令共同治理县，削弱县令的实际权力。

到了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后，他深刻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逐渐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力图将地方权力收回中央。为了更好地治理地方，宋朝将县划分为五个等级：望县、紧县、上县、中县和下县。望县通常人口最多、地位最为重要，而下县则人口稀少且地处偏远。不同等级的县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上、中、下三个级别的县，宋朝依然沿用了县令治理的传统。而对于望县和紧县，通常会派遣中央的官员来担任县官，这些官员不是固定不变的，通常会轮换，这些官员便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县”。

知县的选拔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宰相直接任命，另一种是由吏部统一安排。由宰相任命的知县一般地位较高，而由吏部安排的普通知县则职权相对较小。许多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往往被中央派遣到地方担任知县，通过这种实践积累政治经验，为日后在更高的职务上服务国家奠定基础。

随着知县数量的逐渐增多，人们慢慢将县的最高领导者视作知县。事实上，知县的权力要大于县令。虽然知县和县令同样负责治理县，但知县通常有更广泛的职权。知县不仅有能力颁布政令，还可以提名和免除县令的职务，必要时甚至可以拥有一定的兵权。久而久之，知县逐渐承担了县令的职能，这也是为什么明清以后，县令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知县成为了地方最高领导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