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原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获得特赦，与他同时特赦的“名人”，还有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忆：“1959年第一批特赦，当时我自己给自己算了命：‘肯定没有我的份！’因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了解。在战犯里边，我的表现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较顽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后来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时，周总理点名要特赦我，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黄维当时的学习改造态度确实不算积极，他整天研究“永动机”，钱没少花，成果却半点都没有，所以很多“同学（战犯在管理所互称）”都批评他假装“科研”而逃避学习。

黄维认为自己没有第一批特赦是公平的，比他晚一些下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文强也认为自己最后一批特赦是应该的，但是却在特赦后的酒宴上被程潜夫人的一番话说哭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她把桌子上写着她姓名的牌子转过来给我看，啊，是程颂公的夫人！她笑着说：‘那天晚上，我们给你饯行，送你走的时候，颂公讲你恐怕会当俘虏，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兴…………那天晚上颂公因为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很亲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流泪了。”

文强不能不流泪：他不听程潜好言相劝，没有留在长沙继续当“绥署”办公室中奖主任，而是听了老蒋的命令和杜聿明的邀请，去徐州“剿总”当什么劳什子的“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这就是他第二次错过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文强不离开长沙，肯定会跟随程潜、陈明仁一同起义，那时候他就不是战犯而是功臣了——要讲跟我方的关系，还有谁比文强更密切？

程潜早有起义之心，而且老蒋和白崇禧对他都十分防范，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告诫文强，那实际也是挽留：“你去了要小心啊，对面的战法你也知道，他没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给你打，他没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来跟你打，你找不着他，你机械化部队有什么用呢。一打起来，我们总是失败。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可惜文强没有领会程颂公的苦心：“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掉吗，不见得当俘虏。”

文强确实身手不凡，在上海对日谍战的时候九死一生却毫发无伤，在太行山也没被孙殿英和日军合围抓住，但此一时彼一时，蒋家王朝已经从头烂到脚，他一定要坐上徐州“剿总”这条破船，再想全身而退，已经没了可能。

文强没听程潜暗示留在长沙，是他第二次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那之前，他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免于被推上淮海战场，那就是他还拒绝了“世交兄弟”蒋经国的邀请——如果他当了小蒋的副手，肯定比去徐州“安全”得多。

文强的父亲是同盟会最早期盟员和资助者，跟老蒋、程潜、张治中都交情匪浅，文强跟老蒋的两个儿子称兄道弟一辈子——确实是当了一辈子兄弟，不管是被俘前还是特赦后，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颇为动情地回忆：“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戴笠死后，时任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不想再军统干了，蒋经国不失时机地对他发出了邀请：“你过去研究日本问题，现在日本问题结束了。你现在最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朝鲜问题、研究苏联问题，研究后向我汇报。我来东北也是这个任务，也在关注这三个问题，苏联问题我了解，但是朝鲜问题我不大了解，我们两人合作吧。”

能挤到小蒋身边成为“太子党”，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文强拒绝了， 其理由是不想帮蒋家父子打内战——这个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后来去徐州“剿总”，还是深度参与了内战。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人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做出对自己不利的抉择，文强一再错失改变命运的机会，进了战犯管理所，还是孤高自傲，总认为自己什么事都没做错。

文强刚被俘的时候，是跟王耀武、杜聿明一起在山东学习的，就是在山东期间，他迎来了第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文强的名字，就专门派萧劲光（跟文强都是湖南长沙人）专程到济南看望文强，并表示欢迎文强去北京。

萧劲光专门派了四个警卫员护送文强到了北京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在那里，管理所让他写一个东西——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是想让文强写一份检讨书。

文强表示可以写一封信，至于写给谁，他没说，于是管理人员只好名言相告：“你得书面表示悔过。”

看了文强上面的回忆，读者诸君肯定会猜到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良苦用心：只要文强认个错，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他想见的人也就能见到了。

但是文强不写：“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也知道他之所以二十六年半才特赦，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肯写，更不肯认错。如果是王耀武或沈醉坐在文强的位置上，别说写检讨，就是写一万字的讨蒋檄文，他们也不会犹豫。

有人说文强不写检讨是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文强却在《口述自传》中回忆，从他被俘那天起，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只是抹不开面子认错：“我的后半生很长。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活得这样长，我家二十代以内都没有九十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我在红旗下过了几十年的太平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

文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犟”：他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还当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就是因为被捕获救后接受不了审查，到上海又找不到组织，这才改弦更张，后来又阴差阳错进了军统（当时叫复兴社特务处），成了戴笠的“念观兄”。

文强一步错步步错，三次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特赦出来的时候，已经年近古稀（文强生于1907年），幸运的是他在特赦后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特赦后的文强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还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强很为自己这次正确选择高兴：“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我感觉真是很愉快。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世纪老人”文强的晚年是非常幸福的，这也给读者诸君留下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如果文强像王耀武和沈醉一样是个“明白人”，在人生的那三个关键节点，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