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的“祀祖祭先的尊祖意识”的孝道观念形成和发展起来，并衍生出“善事父母”的基本含义。周人很好地继承了殷人的孝道，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周人把具有宗教色彩的祭祀祖先观念，根据宗法等级社会制度的需要进行了思想伦理化的发展，并且把这些思想意识层面的概念现实化，给予“善事父母”具体的内容，为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理念在这一时代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奴隶制孝道形成

西周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以后，进入到中国宗法奴隶制国家全盛时期。周人将殷人以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的“祀祖祭先的尊祖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孝道”观念赋予了伦理思想的内容，并发展为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周人的孝道观念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明确了“孝”的对象，既是对逝去的祖先和父母的孝道，又是对在世父母的孝道。

（1）尊祖敬宗

尊祖敬宗是西周孝道的主要理念，这种孝道的对象主要是家族的先祖也就是已经逝去的先人，这种孝道的观念是受到殷商时期祖先崇拜的宗教色彩影响而形成的。周人将对祖先祭祀即表为孝。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西周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铭文等文字资料记载中发现，在这些资料中“追孝”、“孝祀”、“孝享”等文字经常出现，这证明了周人对尊祖敬宗思想的推崇。另外，同时，不少殷周时代的书籍文献中都记载了孝祖的观念，从这些记载上看来殷周时期的人对逝去先人的重视要远远大于对活着的人的尊重。这些记载表明了周代人们对孝的表现主要是在对祖先的祭祀与尊敬上，这种“孝”的观念是西周孝道观念的特点。

（2）奉养父母

我们现代讲孝道的基本含义就是“善事父母”，这种理念是在西周末期逐渐形成的，这种理念的核心是对在世父母的尊敬与奉养，这与之前的“尊祖敬宗”思想有着本质的变化与进步。这种进步是随着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逐步瓦解而来的，传统孝道观念开始了以善事父母为核心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井田制的逐渐解体，使得西周个体家庭经济出现和发展，夫妻与子女组成的家庭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在子女与父母之间也就形成了育与奉养的责任与义务关系。这使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的主要内容。

2、奴隶制孝道向封建制孝道的转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正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当然其中包括孝道思想的演变。

（1）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时期社会的特点，最突出的表现为其过渡和变革的性质。该时期社会变革是传统孝道思想形成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具体如下：

首先，农耕文明的发展是传统孝道形成的必然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冶炼技术的革新，铁器和牛耕开始得到推广，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开始大幅度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变革，贵族国有制的“井田制”瓦解的同时伴随着土地私有制发展，本时期个体家庭的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家庭成为封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随着个体家庭普遍化，血缘“亲亲”的尊老传统就从氏族的长者向家庭内部的长者转变。

其次，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是传统孝道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改变了社会阶级的变化。中国跨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本上将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带进文明社会，并且由氏族制发展到宗法制，而且宗法制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我国的封建国家是以统治家族为核心建立的，根本上说就由血缘部落发展而来的。因此这种国家的建立带有深刻的“家邦式”烙印，也就是说家庭观念从家庭内部上升到了国家层次“家国一体”，“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孝道由一种家庭内部伦理规范上升到了国家社会道德规范的层次，这种孝道伦理也得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重视。至此开始我国传统孝道的主体核心观念形成，在接下来长远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这种孝道理论也一直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并且逐步渗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直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2）先秦孝道伦理的形成

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引起了思想文化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和繁荣，进入到中国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阶段。由于西周一整套分封宗法制度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撼摇了维护宗法等级的以“有孝有德”为特色的宗法道德规范，并使得其日趋淡薄。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的局面下，孔子以周礼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派的基础理论“仁”学，以这种道德哲学为基础，"孝"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仁”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孝道文化的内涵，使得孝文化走向伦理道德规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提出的这一观点，确立了“孝弟”作为“仁”的根本而存在。而“仁”在道德规范中被作为根本源头，这样孝道的地位被上升到了传统道德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也进一步明确了“孝”在民众当中的普遍性。“孝”也就此成为了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为维护家庭伦理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事亲，事之本也”，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尊亲和事亲的重要性，很好的补充了传统儒家孝道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为后世孝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孝”也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在儒家内部就有多个不同的声音，在法家、道家、墨家等其他学派中更是有着不同观点被提出。法家认为“孝”是不可提倡的思想道德观念，“孝”不但无助于国家的发展兴盛，反而会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道家则认为“孝”和“仁”没有任何的关系，“孝”只是作为人们提高自我道德修养的一种实践。墨家认为“孝”和“忠”、信、“义”、“仁”等道德理念一样，没有特别宣扬赞美的必要。在儒家学派内部，对“孝”的思想争论更多的是“孝”的发展方向的争论。

子思学派更加具体化了孔子对“孝”的理论阐述，推动了传统孝道文化在我国政治化的进程。子思学派认为，“孝”是发自于内心的真挚情感，是“仁”的外在行为表现，个人要在尽孝于双亲之后才有资格要求子女来孝顺自己，这样的“孝”才有助于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孟子学派进一步明确了“仁”和“孝”的关系，注重孝道在社会上的发展和实施，论证了“孝”存在的合理性，加强了孝道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子后学更加具体的整理了孝道文化的思想脉络，使得孝道文化更加的理论化、体系化、实践化，孝道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在生活中去实施。

到秦汉之际《孝经》成书，传统孝道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在伦理内涵上得到丰富，伦理和政治得到结合，整个思想体系趋于完善。但在当时社会孝道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接受，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伦理观念。直到两汉时期，统治者意识到了孝道文化对国家统治的帮助开始推崇，孝道文化才开始普及并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念。

3、封建孝道的确立

在汉代，传统孝道文化逐渐被统治阶级所掌握，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传统的儒家孝道由以孔孟等创立的先秦儒家孝道，完成了向封建统治阶级孝道转变的过程。这一阶段是我国传统孝道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汉代中期随着政治发展的需要，儒家思想被逐渐推行成为社会正统思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正式把儒家文化树立为唯一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文化。在孝文化方面，他提出了“三纲五常”，将家庭内部的事亲于孝，转移成事君于忠。“治国必先齐其家”，明确了家庭和睦对社会国家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赤裸裸的将封建君主树立成民众的行孝对象，将封建统治者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化。“事君不忠，非孝也”对君王的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现，把孝道的标准扩大化，儒家的人伦思想被彻底的政治化，国家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忠孝一体的道德观念开始形成。

随着儒家思想在整个国家地位的上升，传统的儒家孝道文化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孝道的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孝治天下”成为了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孝道思想至此彻底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工具。在家庭内部，孝道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相处的行为规范，使得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和谐的相处达到了家庭和睦的目的。在国家层面，要求民众忠君爱国，像尊敬父辈一样的尊敬爱护君主。孝道很好的处理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能够处于一种平衡而又和谐的状态之中。到了东汉时期，孝道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把师生关系加入到孝道观念之中，要求学生也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自己的老师。这样孝道拥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师生关系的孝道化，将教育纳入了孝道的思想范围内，使得以社会教育为主的孝道文化推广进入学校教育，同时孝道教育成为了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