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 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2025年，特朗普执政后不久就面向全球开打关税牌，中国则是其关税大棒的主要目标。自4月初以来，美国针对全世界实施“对等关税”。针对中国的税率在两次加征10%之后，又加征34%的“对等关税”。在受到中国反制后，又匪夷所思地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00%以上，最终成为荒唐的数字游戏。近日美方又戏剧性表示中美之间可以进行关税谈判，甚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协议。在关税问题上，美方针对中国的态度在一个月之内从极限施压和竭力孤立迅速地转变为高举白旗寻求谈判，美方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如何演进？我方应怎样积极应对？笔者将谈些看法。

一、“脱钩”模式下美方将难有所获并陷入困境

特朗普政府高举关税大棒不可能无的放矢。加征关税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一般认为，美国加征关税的短中期动机，一是削减贸易逆差。目前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逆差在2024年达到1.2万亿美元。在特朗普看来，贸易逆差即是美国的损失；所以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表明各国占了美国很多“便宜”，美国必须大幅加以削减。二是增加税收收入。据测算，如果“对等关税”能基本落地的话，可能会给美国联邦政府带来5000亿美元左右的税收收入，从而这笔可观的财政资源可以有力地支持政府相关支付需求，减轻联邦政府高额负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

从中长期着眼，美国加征关税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推进制造业回流。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值只占GDP的10%不到，积弱态势依然。特朗普政府认为，税收大幅提高后进口品的价格将会上涨，从而会削弱进口商品的竞争力，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就会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加征关税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回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完善国内产业链，增加就业机会。事实上，美国人均GDP达8.5万美元左右，劳动力成本高昂，中低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本没有回流的可能。二是加征关税将有效地打击竞争对手，遏制他国发展，有利于美国在大国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这只是美方的一厢情愿，究竟关税战哪方受到的冲击更大还有待观察。

中国是美国的重要交易伙伴，长期以来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的统计方法有些不同，因此进出口总额以及顺差逆差的统计金额有些出入，但大体上，2024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约为48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400亿美元左右，中方顺差约为3300亿美元。基于如此规模和结构的中美贸易关系，关税战和贸易战必将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鉴于4月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双边关税均已超过100%以上，绝大部分的商品进出口均因高额关税而无法开展。尽管可能有极少数的商品进出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但已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将目前的这种状态称之为“脱钩”模式。那么“脱钩”模式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在“脱钩”模式下，约4800亿美元的输往美国的中国出口难以成交，中国对美的大额顺差问题已不存在。但美国输往中国的14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也难以成行，其中主要是高技术产品、工业中间品和资源型产品。能源产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出口的主打产品。近日来，在中美关税战如火如荼时，中国大幅减少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但同时却大幅从加拿大这个反制美国的发达国家大幅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对美国政府和行业来说是十分难受的。接下来中国必然会大幅减少甚至基本停滞从美国进口农产品，而改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产品。这必将对曾经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农业州选民带来很大伤害，进而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带来压力。

“脱钩”模式使特朗普政府大幅获得关税收入的如意算盘在较大程度上落空。2024年，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即便是按照两次10%关税加上所谓“对等关税”，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至少也会是十分可观的。而“脱钩”之后，美国政府就不可能获得这笔可观的税收收入，从而导致美国政府在减轻债务压力和补贴农场主等方面的财政资源受到制约。

由于“脱钩”，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其他制造业产品大幅减少甚至枯竭，美国市场会形成供给冲击并最终推高物价。尽管可以有替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但鉴于价格，质量以及运输等问题，美国市场的消费品供不应求会持续一个时期。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和电脑、汽车及零部件、家具和家居用品以及日用品价格将会持续上涨。很多美国制成品的零部件大量来自中国，其中包括苹果手机，戴尔电脑，波音飞机等。“脱钩”必将导致这些产品的供应链受阻甚至断裂，推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自4月以来，上述供应短缺和物价上涨现象已经显现，引起了市场的恐慌。据预测，今年美国PCE可能推高约2个百分点。近日美国政府针对部分中国产品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关税豁免措施，其原因就在于此。

特朗普上台以来推行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尤其是对10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导致全球多国对美国政府高度的不信任，股债汇市场三杀；美元信用持续弱化，美元指数已降至100以下；美国政府债务前景令人担忧，市场机构抛售美债此起彼伏，美债市场大幅波动；美国股市在短期内遭受重挫，市场看淡前景的情绪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担心市场正在酝酿类似于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美国政府征收高额关税本质上具有财政紧缩效应，至少存在阶段性的收缩效应。企业和消费者将最终承担关税成本，投资和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必将下降；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持续存在，观望情绪会持续升温；再加上供给短缺和物价上涨，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经济增长下行的概率增大。近期已有一些权威机构调低了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甚至有的已预测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有可能步入衰退。由于通货膨胀有可能在美国关税政策下卷土重来，而美国经济也将受“脱钩”模式冲击而下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美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滞胀”状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届时将会陷入两难。

综上可见，在中美贸易关系“脱钩”模式下，美国不仅会是一无所获，而且还会引来一大堆麻烦。从近日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急于摆脱这种模式导致的困境。

二、谈判前景未必是光明的，但道路一定是曲折的

与“脱钩”模式截然相反，“谈判”模式将成为这场关税战和贸易战的主要表现形态，即在接下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美将会进行双边谈判。目前美方已表现出急不可耐地希望与中方展开谈判，而中方也已一再明确表示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但又明确表示“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脱钩”模式导致美方将在这场关税战中一无所获且麻烦缠身，美方想尽快摆脱这种状态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在眼皮底下不断流失则会导致美方与中方展开谈判的需求更加迫切。

美方与中方展开谈判首先也可能是最大的目标是，要求中方大量购买美国能源产品和农产品。美国是个能源生产大国和农业大国，而中国对这两类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中美两国具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加大能源产品和农产品对中国输出应该是美国的重要外贸战略，这一点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的特朗普不会不清楚。他所掀起的2018-2019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其中的重要内容即是有关两项产品的贸易问题。如果能通过谈判说服中国大规模地购买美国的能源产品和农产品，对削减美对华贸易逆差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从过往中美经贸关系历史看，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大规模加征关税导致贸易脱钩的结局，应该不是特朗普政府短期内想要达成的目的。但通过加征关税获取一定规模的税收收入，贴补其日渐困难的财政和缓解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应该是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的如意算盘。而这种算计如前所述在“脱钩”模式下无法实现，但在“谈判”模式下却可能部分成为现实。

由于“谈判”模式的氛围较双方高额关税对峙下的紧张态势明显缓和，美方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可能会有所缓和。国内市场供给短缺的恐慌情绪会在一定程度上降温，消费品市场涨价的风潮可能会阶段性地退潮，短期内市场物价上涨可能有所放缓。投资者对未来趋势的预期可能会有所改善，股市债市虽仍会有波动，但震荡幅度可能减缓。美元汇率亦会整体波幅减小，政府极端行为相对有所改变有助于改善市场对政府的看法，避免美元信用迅速恶化。在经济运行整体趋向缓和的同时，市场对经济未来运行的悲观情绪可能逐步有所调整。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特朗普政府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时所期望的。怎样寻求有效的途径走进中美谈判空间可能是当前美国政府很头痛的一件事。因为特朗普还想要一点面子，现实中近期不给他面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这场态势严峻和硝烟弥漫的关税战可能会走入相对缓和的谈判过程，但绝不能对接下来可能展开的谈判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掉以轻心，相反应有极其充分的思想准备。在2018-2019年的1.0版和2025年迄今的不到100天的2.0版中，特朗普的自私、贪婪、霸道和多变的个性已表现得一览无余。这就决定了未来可能展开的双边谈判注定是个十分复杂、曲折、艰难和反复的过程。甚至于在谈判过程中仍会重复出现加征关税的举动，即仍会再度落下关税大棒。因此谈判的过程很可能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而不大可能会是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所谓一个月内搞定中美关税谈判必将成为特朗普的又一则笑话。不过，经济利益和困境将最终会把美国拉回到谈判桌上来。

虽然美国按现行汇率计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则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工业国家和占全球30%以上的最大制造业国家。中美在这场世纪大战中各自的优势和问题是正好相反。美国将遭遇的是供给严重短缺，物价大幅上涨以及投资消费收缩，并可能走向“滞胀”。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则可能是阶段性的产能过剩、通货紧缩，而无通胀之忧，经济仍将保持一定水平的正增长。通过国际市场多元化和促进内需发展，中国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逐步化解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问题。联合国工会组织2024年预测，至2030年中国的制造业可能会达到全球占比的45%，比目前占比更提高约10个百分点。工业和制造业强大是一个经济体不可多得的能力和优势。相比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下的供给不足和脆弱，我国制造业的强大和系统性功能不会成为这场博弈的拖累，相反通过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有能力逐步减缓相关的负面压力。

在加征关税问题上，中美两国国内因素具有鲜明的对照。与美国相比，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较强。我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很大，宏观政策空间充足。尤其是在美国加征关税霸凌之下，中央政府坚强领导，国内民众同仇敌忾、团结应对，供给充足，社会安定，中国经济有能力保持平稳运行。反观美国，虽然其主动发起关税战，来势汹汹，但不久后即供给短缺、物价高涨、市场动荡，美元贬值；尤其是美国各方势力包括反对党派、地方政府、社会精英、产业行业、消费群体等等，正在一波又一波地推进反对加征关税的浪潮，几乎形成了反对特朗普的大合唱，表明关税政策在美国具有很强的“后坐力”。不难预测，特朗普的后方正在酝酿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火山。这些火山的爆发必将对特朗普政府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寻求尽快体面地走下台阶与中方进行谈判。美方的谈判将会以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尽可能地多征关税，尽量施压中国更多地购买其能源产品和农产品，甚至于要求中国扩大投资美国国债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诉求。在谈判期间美国还会在产业链、供应链、运输和金融等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甚至于不惜赤膊上阵，动员和施压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下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我国的谈判大门始终敞开，但必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的立场，同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工具准备，坚守原则阵地不退让，保持前所未有的韧劲；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应对，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内，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大力投入资源，针对性地支持外贸行业，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拓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大力发挥内生性增长功能和潜力，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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