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讨过饭，打过仗，从马弁干起，最后赢得天下。他对世情的理解相当透彻。当然，他知道自己治下的官员工资并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必然要和他们谈如何正确看待低工资，如何抵制贪污贿赂的诱惑。他会给下属算一笔很实在的利益账。

朱元璋说，用自己的俸禄老老实实过日子，就像守着一口井底之泉，井水虽然不多，但每天都能打水，泉水不会干涸，贪污受贿真的有好处吗？你掠夺了百姓的财富，使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阴谋也掩盖不了，一旦事发，你先要被监禁和惩罚，然后在判决后被送劳动改造接受苦役，这个时候你贪污爱贿来的钱在哪里？你老婆孩子可能留着一部分，也可能根本没有。

那些赃物大多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要用钱，能拿到吗？你家破人亡，赃物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脏钱是没有用处的。

这种利益得失分析得很透彻，但却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上任的官员，就像冒着枪林弹雨的士兵，被一排排糖衣炮弹击中倒下，一波接着一波，一代接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十八年（公元1386年）称帝，看到这种现象多了，总结出一个规律。朱元璋说，我效仿古人任用官员，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忠心耿耿，坚持原则。但是，一旦做官久了，都腐败贪婪。我严格执法，绝不手软。结果能坚持初心，善始善终的官员极少，很多人获罪死去，家庭破碎。

实际情况是，在科举制度实行后，官僚一般都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脑袋里全是忠君爱民、老少有序等理论化的思想。他们充满了书生气和教条主义，可能不了解基于利益计算的真实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不愿多谈，但胥吏和衙役的心里都很清楚。

《红楼梦》第4回详细描述了一个官员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贾雨村从贾府走后门，当上了南京知府。他一下马车，就接了一桩命案。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儿子薛蟠，杀了小庄主冯渊，抢了一个姑娘，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一年多都不能起诉。听到这里，贾雨村生气地喊道:“岂有这样混账的事情！杀了人就白走了，再也没有任何后果！”就发个牌子，派人去抓。然后他看到旁边的一个门子在向他眨眼。

走进密室的后面，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次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然在本省受官，不是抄了一份本省的‘护官符’吗？” 贾雨村问:“什么是‘护官符’？我不知道。”门子说:“现在每个做地方官的人都有一份私人名单，上面写着本省最有权势、极有钱、极富贵的乡绅姓名，在各省都很常见；如果我一旦触犯了这样的人，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说着，拿出一份“地方护官符”，上面印着薛家的字样。

贾雨村问门子如何处理这一案件，门子说，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薛家和贾家是亲戚，不如你从中处理一下，免得得罪贾家。贾雨村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我刚接受皇恩就职，能因为私人原因废除法律吗？”门下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没错，只是你没听说‘君子与时俱进’吗，趋吉避凶者方为君子，按照老爷的说法，不仅不能为朝廷效力，更难自保。三思而后行。”贾雨村低下头半天，最后他说再考虑一下。事实上，他完全听从了门子的建议，巧妙地解放了薛蟠。

曹雪芹死于1764年，距朱元璋时代约400年，但世界并没有太大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写道：建国以来，两浙、两广、江西、福建等地，没有一个官员干满任期，其间就犯了受贿罪。这里面得大程度上，是这些官员受到当地胥吏和乡绅的影响、说服和引诱了他们。

所以，朱元璋在与在职官员谈话时，总是告诫他们要提防胥吏，不要让胥吏主导决策。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真的是在劝官变坏，他们跟新官算利息账，算计的很清楚，也很透彻，但是和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不要坚持原则？不仅不能为朝廷效力，还可能不能自保。轻者失去官职，重则失去性命，你得三思。

新官上任，会遇到不请自来的老师，就是当地土豪。他们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百姓。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靠欺行霸市或者坑蒙拐骗为生，也就是朱元璋说的那些无良之徒。

《明史》中描述了两个事情。洪武年间，有一个叫徐俊的人在广东阳春县当官，阳春当时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土豪盘踞。每次新官上任，都会用厚厚的贿赂拉拢腐蚀。到最后，这些土豪总能掌控全局，让官员听命自己。徐俊一到阳春，就有胥吏向他建议，要主动去拜访莫大老。不知道徐俊是不是不懂。他问，这家伙难道不是皇帝的臣民吗？如果他不来，我就杀了他。他也拿出了他的双剑，并展示给官员。

莫大听了官方的密报后害怕了，主动去拜见徐俊，徐俊调查了他的违法行为，将他逮捕入狱。也许莫老大认为这是一种讹诈的手段，于是给了徐俊两个瓜和几个石榴，里面装满了金子和漂亮的珠子。徐俊看也不看，下令手下拿出刑具，押他回官府。没想到，手下也被贿赂，让莫老大回家。在权力面前，莫老大好脾气，又一次给了徐俊那些挂满金珠的果子。徐俊又怒了，打算再抓。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上级一封信把徐俊调去了阳江县。

徐俊的确是个清官，如果他不动声色的接受了果实，真的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去劳改吗？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他的前任都是被拉拢腐蚀的，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几个水果能干什么？不收水果的徐军遇到了麻烦。可见胥吏算的这笔账是对的：不仅不能为朝廷服务，还难以自保。而朱元璋的言述显然有问题，监狱和苦役大多是为了吓唬人。

还是在明朝洪武年间，道通成为广东省番禺县知府，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首长，但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还有一个权力体系，那就是军队和贵族。坐镇番禹军队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开国元勋。《明史》说，朱亮祖勇猛善战，却不知学习，经常违法乱纪。

道通是一个执法严明的清官，不管职位多大，凡是不合理的，他都会坚决抵制。当地的土豪有几十个，经常在市场上做一些不择手段的活动，低价购买贵重商品，不从就想办法陷害。道通用严格的执法，打击这些恶霸，把他们的头目抓起来，拉到大街戴枷示众。于是战斗开始了。

这些土豪知道道通难以买通，就急忙去贿赂朱亮祖，求他去说情。应该说土豪这么做是有道理的。行贿不仅是必要的保命手段，更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以后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他们永远有饭吃，有衣穿。

朱亮祖被土豪收买，他摆下酒席，请道通与他共进晚餐。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说情的话。永嘉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他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宴请道通这种七品芝麻官是一种恭维。但是道通不知好歹，他厉声道:“你是当朝大臣，怎么会被这些小人奴役？”拒绝服从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脆派人把枷毁了，放走了那些在大街上示众的土豪。这还没完，随便找了个理由，抽了道通一顿鞭子。

有个罗姓财主，为巴结朱亮祖，把女儿嫁给他。女孩的哥哥有了朱亮祖这个靠山，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道通对他依法惩处，朱良祖又带人来放走了。于是，道通把朱亮祖这些事情经过一一写下来，上报朱元璋。但是恶人先告状，提前状造道通妄自尊大，无礼非法。朱元璋先是看到了朱亮祖的奏章，于是派使者杀了道通。这时，道通的奏章到了，朱元璋看到了后想，就凭道通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个人鲠直可用。于是又发了一份赦免书，但赦免的使者刚到，道通刚刚被砍了头。于是，门子的预言再次应验:“不仅官职，甚至性命都难以保全！”那些不屑接受教育的清官们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正常情况下，事情到此结束。但是遇到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件事就完不了。朱元璋的吏治之严是前所未有的，杀人只是随时的事，这一点我们在道通的命运中已经看到了。另外，他爱发脾气，从不宽容。次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进京，把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活活打死，以侯礼下葬。两个规则之间的争斗告一段落。

我没仔细算过，也不知道明初受贿被揭发受罚的概率有多大。读书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印象，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被惩罚的概率就越高。但被不是朱元璋直属的小官揭发和惩罚的概率是逐级递减的。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层面，朱元璋的账目更有说服力。到了县一级，按门子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方法极其残忍。他大规模斩首、剥皮、截肢、剜膝，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是明朝最干净的。但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还是有一大批高官否认朱元璋的帐，比如朱亮祖。

我估计在这些造反起家的高官中，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不太好管理。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也不那么用心，惩治腐败也没有那么凶，所以朱元璋的算法越来越不对了。但是，他发现的新官堕落的规律却越来越有效。

按照明朝的规定，官员不得在家乡为官，怕受人情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小官吏和官员必须是本地人。土豪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有亲戚、朋友和熟人的关系网，盘根错节，见多识广，熟悉各种做法，并依靠这些做法谋生和获利。圣贤书上没有提到的潜规则，就是通过这些人传承和传播的。他们是活生生的教科书。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指导，官员们的学习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大降低，也省去了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

所谓堕落，当然是基于圣贤的标准。如果从新官去适应社会，熟悉业务的角度上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新学习，快速进步的过程，一个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圣贤教育，第二次是小官吏和社会大学教育。第一种教育教官员充满仁义道德，第二种教育教官员充满男盗女娼。